帝国政治体制的弊端
由于帝国政治体制的僵化，分配体制向权贵阶层倾斜，经济财富大量聚集在皇族和权贵豪富手中，国家中枢掌控国家权力的号称皇爷及其家族，以及世代相沿袭的勋贵集团。官僚统治集团的毛细血管延伸到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财富兼并的步伐加剧，所谓少部分人掌控着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进一步深化，社会矛盾的爆发到了临界点，社会的崩溃改朝换代就会不期而至。非人力意志可以转移。
封建专制帝国的顶层设计，本身导致国家政治、经济命脉实际控制在皇爷、少爷、姑爷、师爷和逸枝旁出被称为“翁爷”的太监集团手中。皇爷当然是按照封建等级“君臣父子”纲常礼教盘踞中央君权独大的皇帝本人，也即权力高度集中，皇权独裁凌驾于金字塔顶端掌控整个社会命运的皇爷。所谓“权者君主之独裁也”。（《韩非子·显学》）
与皇帝独裁的另一个寄生物就是不断坐大坐富的皇族和外戚的家族体系；少爷、姑爷即为靠祖上战功和皇亲国戚封敕的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基本是靠祖上世袭爵位寄生于专制体制的恩荫制度享受世禄，坐实荣华富贵而和天下争利的特权阶层。
在君主专制国家由于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所谓师爷也就是依靠“学而优则仕”的科举考试制度而上位的官僚集团，士大夫阶层的优胜者可进入统治中枢而成为内阁辅臣，内阁中的主要负责者为首辅。首辅其实就是辅佐君主的首席导师，被称为师爷总头目。有的本身就是帝国有名的耆宿硕儒，他们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辅助帝王，在战时出谋划策辅助君主完成王霸之业，在夺取政权后辅助帝王巩固统治地位，管控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各级师爷们基本是靠科举考试上位的官僚，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读书做官”成为帝王之师，及其将官僚体制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组合分布到城乡各级政权形成从上到下的管制体系。
朱元璋为了帝王的高度集权，取消宰相制度“中外奏章，皆上彻御览，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唯面奏取旨而已”。但是“日总万机，安能事事尽善”。（《明太祖思路》卷二三九）即使精力过人的朱元璋也感叹“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遂于洪武十五年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协助皇帝审阅奏章，处理文书，草拟诏谕，兼备顾问。内阁大学士官阶只有五品，实际是皇帝“传旨秉笔秘书”，不得参与国事。随着王朝政治的发展，体制不断完善，统治日益严密，至成祖时，命翰林院侍读、编修、检讨等文学侍从官员入值文渊阁，正式称为内阁，才开始参与机务。宣宗时，为了便于阁臣行使职权，以六部尚书入阁兼任大学士，逐步形成制度，由此内阁权势渐显得重要。英宗时内阁大学士多系累朝元老，权势更重，以致“六部承奉旨意，靡所不领”。大学士可以会同各衙门于内阁会议，发展成行政中心。“遂赫然为真宰相。”（《明史·职官志》）但囿于太祖爷不设宰相的定制，内阁的求学时只称“辅臣”，首席大学士称“首辅”。从国家制度层面看内阁大学士不是最高行政长官，与六部没有直接领导关系。大学士的职权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庶政。”这种“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内阁机构的设立，正是君主集权制度高度发展的结果。个别大学士的显赫权势，也是附着于皇权而来，但是当风头盖过皇帝时必然形成权势超越皇帝的权臣，比如世宗时的严嵩，神宗时的张居正必然遭到皇权的清算。
而且随着皇权和内阁权力的博弈，明末太监擅权取代内阁，太监集团成为直接依附皇权，内廷和外朝几乎平行的权力机构，而成为皇帝最最凶恶的鹰犬打手，皇帝利用庭杖和诏狱直接回避三法司而任意凌辱杀戮大臣。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自秦汉确立以来，一直处于变革中，总的趋势是以君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不断加强，国家政权的行政职能不断削弱。君权的过分集中，必然会与行政机构不断脱节，从而造成权力真空。宦官正是这种政治缝隙中崛起的皇家家臣势力，最终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政治、经济、司法、文化各个领域，成为皇权卵翼下强大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可以代行天子大权处理政务，垄断仕途，而且能够达到权力顶峰，废立皇帝，决定储君人选。
明代太监二十四衙门之首的司礼监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职权看处于皇帝和中央行政机构的职权衔接的中枢部位。按照皇帝的意志批答奏章，传谕圣旨，成为皇帝代言之人。内阁的票拟转移成内监的批红。熹宗朝宦官与朝臣相勾结形成强大的阉党势力，朝廷几乎不可控制。到了崇祯朝内阁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一朝十七年换了内阁首辅四十多人，太监得到重用，于是阉爷集团兴起，形成太监乱政的局面。在军事上皇帝对太监倚重过多，他们受命出师劳军，或驻守畿外，充当监军，享有有红旗专报特权，对军事统帅决策掣肘过多；宦官还充任各地镇守和守备，以监视各镇要塞，从军队训练到兵器、衣仗、马匹、粮草供应无不在其职权范围之内；或典领禁军，提督精锐京营成为第二武装。
在经济上，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干预和支配经济是一个能够利用政治权力攫取大量社会财富的一元化君权社会。宦官既然在政治上得逞，其势力必然侵淫经济领域。各处皇庄田产的管理，海关关税，矿业开发，织造官服等很多由皇家专营的领域，基本由太监代行皇家职权。宦官以皇帝私人身份，采买宫廷所用物品，征收租赋，兼并土地，中饱私囊，几乎无恶不作。仅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四十年之间，江南地区矿税的进解进内库的银子即达四十万两之多，是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见明史·宦官二）明冯保家有金银百余万，原籍造有私邸五千四百八十六间，庄田跨都邑。魏忠贤家财尤丰，“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明史·樊玉衡传》）
在皇权专制社会宦官一旦政权在握，对大臣生杀黜陟，一由己意，乃至于私设刑堂，拷问臣民。明代宦官干政主要表现在干预司法，代皇帝掌握对于臣民的生杀大权。因此，庭杖和诏狱两手是凌辱虐杀大臣的重要杀人机器，如天熹年间的东林党人血案和对于蓟辽经略熊廷弼的虐杀延伸到后来对于袁崇焕的诬告和冤杀，背后都闪烁着宦官的重重黑影。[1]
别小看这些太监集团的能量，这些人身心受辱，性格变异，然而很多人久处深宫伺候着皇家的老少爷们，自从成祖爷依靠宦官篡夺建文帝权力后，太祖爷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就被他的儿孙辈所打破，太监要肩负政治重任就开始接受教育，太监有了文化就有了干政的本钱。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皇爷幼时的启蒙老师，更是后妃们的老师，这些学生有的登上帝位，有的成了帝王的妈和奶奶太后一类，当然是他们在政坛上升值的潜力股，有的不少还是皇爷幼时的玩伴和伴读，可以说和皇帝是发小和知心朋友，那关系肯定是超过外庭诸文武大臣的。
上述少爷、姑爷、阉爷都是皇爷圈子里的人，组合成帝王专制的核心层，也是统治机器运转的各个主要部件，这些人可以说世受国恩，身负重任，尽享专制政权的好处，但是在江山危亡政权倾覆之际，皇爷选择殉国，国家沦亡后，有什么样表现呢？各人的抉择是大不一样的。
半年以后，甲申年的冬季，本朝致仕寿宁县知县冯梦龙以“七一老人草莽臣冯梦龙”的名义作《甲申纪事》十三卷以记此次王朝覆灭的大灾难，再次全文记录了发生在崇祯朝的这场天地翻覆之变。
从崇祯遗诏可见，崇祯皇帝生性执拗，秉性坚强执着，就是死到临头也要向命运做最后的抗争，他甚至在走向煤山，向歪脖子树上悬挂的命运之绳索伸进自己的颈脖子时，依然可以清楚地预测到他那些可恶的大臣一定会投向敌人的怀抱，以自己的死换取灵魂的生，在血书遗诏中大骂“群臣误朕”，这份遗诏必然会影响到这场生死博弈的胜出者李自成的意志，再通过自己儿子们的口，传达了自己的意志也即“文官个个可杀”，这就基本决定了在李自成败走北京之前将那些首鼠两端的大臣屠杀殆尽。他自己却在历史上博得了“君王死社稷”的美名。而深受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影响的真正儒臣们却纷纷效仿壮烈皇帝以身殉国，为皇帝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