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经学大师冯梦龙
冯梦龙一边在科举路上孜孜以求，一边为了谋生担当私塾教师，只是到了历经无数次的考试而失败后的五十七岁那年，才被举荐为贡生担任了官学中最最底层的丹阳县学训导后升任教谕，步履始终徘徊在民间私塾和官家的县学老师之间。
然而，冯梦龙所教授的内容依然难脱儒学的窠臼，无非四书五经，而老资格的秀才冯梦龙不愧这方面的行家。他不仅是四书五经优秀的教授者，还是这方面教学辅导材料的编写者，甚至还延伸出了许多历史文学作品，都是畅销书。这一方面是生计所需，赚些银两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的绝世才华是全方位的，除了小说、戏曲、民歌以外，他的经学、历史知识也足以担当国家重任。然而，在创作高峰期，冯梦龙依然没有忘记自己在仕途经济上的长途跋涉，他始终不愿放弃科考，而直接进入拔贡，他必须在官僚阶层的九层高塔上获得一席之地。这一点他没有同为江南名士的张岱看得通透，当然张岱作为家资饶富的仕宦子弟，要比他有钱得多，是不需要为了谋生去当什么私塾教师，靠编写四书五经的教辅材料换取银两以养家的。
虽然，他在仕途经济的路上走得十分艰苦，最终谋求到的职务也仅仅是七品知县而已，但是这在以贡生入仕者中已属凤毛麟角。
请看在四书诠释方面他有《四书指月》对孔孟经典四书做出了通俗化解释，即使今世阅读也不无裨益；在经学方面他有《麟经指月》把儒家学说作为经来解释是从《庄子·天运篇》开始：孔子谓“老聘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久矣”，尤精于《春秋》并专就春秋四传《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撰写了《春秋衡库》和《春秋定旨参新》两书长篇累牍对于春秋经义加以阐述，他曾经引用北宋理学大家胡安国的《各传序略》云[5]：
《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新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事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序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上下可分；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而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赝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与常典则，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事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为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
胡安国这此篇序言中已经将《春秋》大义阐述得非常明白了。故过去就有“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一说，目的仍属为了在礼崩乐坏的乱世维持君臣大义的纲常礼教，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安顿王道乐土的秩序。
当然，冯梦龙为了总结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根据中国的二十一史编著了《纲鉴统一》又是厚厚两大本，明末著名学者著名抗清领袖黄道周在崇祯壬午年（1642年）的夏天为本书作序。时间离明王朝的覆灭还有一年多一点点，由此可以推测出在天崩地坼的紧要关头，冯梦龙与诸多抗清名士一样是准备维护王朝一统而不惜牺牲自己身家性命的。在通俗小说方面他在丰富的经史知识基础上改编充实了历史小说《列国志》纠正错讹，补充史实，创作诗词，增加体量，润色文字改写成《新列国志》。也就是当下流传，由蔡元放加注的《东周列国志》。
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儒家学说的脉络，儒家的主要政治思想核心并不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他认为：
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刊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
关于冯梦龙对于《春秋》的熟悉程度其弟冯梦熊在《麟经指月》序言中不吝笔墨夸奖他的老兄：
余兄犹龙，幼治《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征南（杜预）。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惬。其解粘释缚，则老吏破案，老僧破律；其劈（臂）肌分理，则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其宛折肖传，字句间传神写照，则以灯取影，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得自然。盖不止绍兴讲习，习翼解颐即康戍之梦孔子，发墨守，鍼膏废，书带草悉而教锄矣。烨烨乎古之经神也哉。而荏苒至今，犹未得一以《春秋》举也，于是抚书叹曰：“吾怕吾之苦心土蚀而蠧残也，吾其以《春秋》传乎哉。余受《春秋》于兄而同困者也”[6]
冯梦熊也是秀才中的优秀者，因此有可能被当地府学推荐到国子监当太学生，然而他和他哥哥冯梦龙一样毕其一生就是一个白衣秀才，却是苏州有影响的诗人，其诗作磅礴大气，雄浑悲壮，也是一个“贫贱不能移”具有大丈夫气概的狂狷之士。可惜不愿屈节阿附权贵，不愿降尊纡贵卖文媚俗以求温饱，最终死于饥寒。他在这篇序中，饱含对兄长的赞美之情，以诗人的笔触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其兄自小就对《春秋》情有独钟的画卷。赞美老兄胸中的学术见解绝不亚于晋代文武全才的学者兼大军统帅的杜预，梦龙老哥整整花费了二十来年的心血来写作注释《春秋》，欣慰地了结了一桩夙愿，可谓持之以恒，精研覃思，条分缕析，还原了《春秋》本来面目。其对《春秋》的熟悉程度，犹如老官吏破案手到擒来，更像是老和尚解经鞭辟入里，作品语言之生动，字句之传神，如同明灯照耀留下烛影；仿佛梅花临水疏枝斜出，夺自然之天韵，显独具之匠心，仿佛得到孔老夫子梦中真传。其注解的《公羊传》《谷梁传》完全具备了古代经学的精髓，而光阴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家老兄一直没有碰到以《春秋》出题的试卷，一直未能中举，只能抚书感叹到：“我怕我苦心孤诣创作出的作品被泥土所侵蚀，被蠹虫所蛀蚀。”梦熊本人也受教于老哥，钻研《春秋》，同样受到影响，弟兄两至今还是仕途无望啊。一声叹息，既为老兄怀才不遇而悲叹，也为自己仕途命蹙而感慨。
翻开浩繁叠卷的《冯梦龙全集》，我们可以发现有相当篇幅和图书是对四书五经的注解和诠释可谓经学方面的通家，尤其是儒家经典《春秋》的专家。
这些其实都是用作科举考试的教学用书，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就是叩开科举大门的敲门砖。冯梦龙用二十多年心血铸造了这些砖头一样厚重的图书，用于叩开仕途大门，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扇沉重的大门对他紧闭着。只是在他的晚年，崇祯皇帝终于悄悄隙开一条缝，使他终于钻进了大门去了边鄙小县福建寿宁，担任了四年知县。
对于朝廷在摇摇欲坠时期的知遇崇祯皇帝及其王朝，虽然他这个芝麻绿豆小官，难以窥见天颜，但是皇帝就在自己身边，皇帝的安危始终在心底荦荦挂牵，就是煤山殉国了，崇祯他老人家的英魂须臾也没有离开过自己，这就是作为臣子效忠情结。这既是老秀才的报恩思想，也是他对于《春秋》大义的坚守。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其纪年体的编制完全依据鲁国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为依据，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的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贵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经》《尚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入《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官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
《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明代科举的选题就是依托于这样的历史典籍，加上后来人的注释，包括历朝历代五经博士的注解中的语句提炼而出，让士子们根据现实进行阐发而做成策论。这些其实都是从官方指定的教材也即《五经大全》中选择考题。尤以南、北直隶和各承宣布政使衙门组织的省级考试（乡试）最为严格，一般三年举办一次，因时间是在八月份，被称为秋闱。乡试规模大，难度也大，特别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但凡中举者日后不是地方官就是京官。
乡试分为三场：第一场是官方指定教材四书五经中的教义；第二场，试诏、诰、表、章等官场应用文的写作；第三场，试经史的策论。三场考试分别定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黄昏时交卷，如果没有答完，则发给三根蜡烛，蜡烛燃尽仍然未答完题的，被强行拖出考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退场收卷、弥封（糊名），然后由助考官员用朱笔誊抄一遍，防止作弊，保证考试的公正性，最后送主考、副主考会审确定名次。
可以想见，当年我们的主人公冯梦龙先生从青春焕发的年轻秀才一直考到鬓发皤然的老年生员，每三年要骑着小毛驴往返苏州、南京两地，每一次的乡试就是一次体力和脑力的双重消耗，从青年考到老年，冯梦龙在年轻学子的讪笑中依然是一位著作等身而又善于指点江山的白衣卿相，从心底来讲是十分失落和悲哀的。而且这些考试虽然被称为是秋闱，南京的气候却是秋老虎式的炎热和潮湿，在那窄小的仿佛鸽子笼似的考棚里挥汗如雨苦思冥想地做那些毫无情趣的八股时文对于头脑敏捷，行动迟缓的老人委实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此项制度在唐代初现雏形，形成规模。当唐太宗站在金马门上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感慨得意之情油然而生，他挥舞着宽袍大袖得意地长啸道：“天下英才尽入吾榖中”，可谓“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都是当年女娲留下的五彩石啊，是用来弥补王朝缺失的利器。到了宋明两代科举在注疏经典方面走向完备，考试制度也走向成型，形成严密的拔擢程序和严格的考试标准，也即人才的选拔、培养、举荐和考核的八股取仕制度，走向了成熟也即走向了僵化，开始由兴盛滑向衰落，而王朝末世苍天已经是难以补阙了。
冯梦龙并不知道科举制度那些光鲜照人的外表下面，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和不可与外人道的罪恶，能够录取的不一定是人才，徘徊于科场之外的有时往往又是人中豪杰，后来的曹雪芹也有如斯慨叹“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尤其在礼崩乐坏的王朝没落期，科举也堕落成一场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儿戏。
明代以八股时文取仕。八股文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无病呻吟。永乐时颁布《四书大全》，以朱熹注为正宗。参加科考的人只读朱注《四书》，却很少披览《五经》的，所以明人学问非常狭隘浅陋。还是那位喜欢挑刺大思想家顾炎武十分透彻地揭露：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悉。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誊抄上卷，较之风簷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为馆选，天下之士糜然从风，而本经也可以不读矣。予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否记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读《论》唯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近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7]
顾炎武所披露的晚明科举之弊端：首先士子们所读皇家钦定《四书五经大全》已是明成祖一朝，在建文儒臣大量被屠戮后人才匮乏之际，由一帮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家伙剪刀加糨糊，剽窃前朝学者的拼凑之大杂烩，教材质量有瑕疵。
其次，命题的考官本身素质不高，舍弃内容较经典的《春秋五传》，专捡较为容易的《四书》命题，给以《春秋》为专业的学者冯梦龙的阐述带来障碍。
再次，类似冯梦龙这样持身严谨的通学大儒必然不屑于搞那些鸡鸣狗盗的小动作去博取功名。很多富家子弟则花巨资聘请家教，将有可能出题的《四书》章句事先做好范文，默默背诵，临到考试按照熟记之考题，对号入座，自然无所不中。
其四，考官遴选人才以貌取人尽是年少俊美的小鲜肉，类似冯梦龙这些老秀才鬓发如雪，一袭旧袍看相已是老朽猥琐，更加不入考官法眼，以至屡试屡不中，只能走选贡这条路，充当风尘俗吏。
最后，顾炎武总结道，过去别人用十年寒窗读经所下的功夫，如今一年即可完成；过去需一年所学习的知识，如今一个月即可偷工减料地完成；这种成于抄袭的投机取巧的假学问，如果突然问其未读过的经典，一定是茫然不知为何书。所以我认为八股文之为害，等于当年焚书坑儒，是一种败坏人才的举措，危害性甚至超过当年秦始皇在咸阳近郊坑杀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因为这项制度面对的是天下成千上万个读书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