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冯梦龙的仕途

大明忠臣冯梦龙对于明帝国的忠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正按照儒家入世的信条遵循人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常礼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主要体现在他在六十一岁高龄出任福建边鄙地区寿宁县县令期间，努力以儒家理想和信条改造这个穷困县的面貌；二是在帝国北方沦陷南方弘光政权倒台，隆武政权在福州登场时不顾七十一岁高龄重返福建创导反清复明竭尽全力以死效忠帝国，为自己的晚年画上了一个悲壮深沉的句号，做到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完美塑造了自己以儒家入世情怀为大义的忠烈人格。

尽管按照中国士人的传统标准，老冯毕其一生的主要追求放在以科举为跳板的仕途经济上去读书做官，然而终南正途不通，举业十分艰难，以儒家经典编书、教书育人或者充当官府幕僚。先是受到江苏学政熊廷弼赏识，甚至随老熊出征边关。只是熊廷弼被阉党迫害致死后，在崇祯六年（1633年）受知于苏州巡按祁彪佳，再次充任巡按府幕僚。两人在政务和南曲创作中可谓情投意合。在五十七岁当儿不得已走了拔贡道路，担任了丹徒县学训导。

当然，老冯与祁家的关系是世交，所谓世交也就是祁彪佳的老爷子祁承㸁曾经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担任过苏州府长洲县令。^[1]此时，冯梦龙就成为祁承㸁治下的诸生，也就是县学的秀才，才名初显，创作出南曲传奇《双雄记》。祁老爷子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升任南京兵部主事。祁彪佳在其所箸《远山堂曲品》中记载：

此冯犹龙少年时笔也，确守时隐家法，而能时出俊语。丹信为叔三木所陷，并及其义弟刘双，而刘方正者，不惜倾财救之。世故不乏丹三木，也安得有刘方正哉。姑苏近实有其事，特邀冯君以粉墨传之。

据此《双雄》之作出于彪佳授意，而彪佳是年七岁；崇祯三年（1630年）祁彪佳致信冯梦龙“恨平生不得一奉冯先生颜色”，可见冯梦龙在祁彪佳父子心目中地位。由此也可得知《远山堂曲品》实为祁家两代人的心血凝集而成。冯梦龙为祁家父子编写此书不仅收集各种资料，提供家藏相关戏曲版本，而且粉墨登场言传身教。可见老冯和祁家的关系十分亲密。

因而在小祁出任巡按期间，鼎力相助，才使得老冯梦寐以求的报国壮志在六十一岁高龄时得以舒展，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王朝，只有将自己纳入朝廷的政治体制才有可能展示个人的才华和所谓治国安邦的远大事业。封建社会的文人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在小说和诗词、戏剧创作中，那只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副产品，个人情趣在政治大业中某种点缀，小说终究是帝国大业中旁门左道，是服务于政治的个人情趣、情思、情感的宣泄。和帝国的政治相比，当然得入得儒家政治信条的框框，个人情感也必附着帝国政治这张皮，才能做到“皮之永生，毛将亦附”，否则是相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至于读书著述解经释道，尤其是文艺戏曲创作那只是某种适应市场需求的生存手段，而不至于在养家糊口的生存需求中穷困潦倒，失去体面和尊严。只要帝国官场在向他招手，作为帝国忠臣的典范，他必然如同儒家先师那般汲汲于功名之后，因为那毕竟是一方展示政治抱负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