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失落和法制荡然
《前后出师表》的象征。冯梦龙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以三国时期的蜀国丞相诸葛孔明的《前后出师表》为精神支撑统领全篇，赞美的是沈鍊对于朝廷的无比忠诚，对于败坏朝纲贪贿自肥严嵩父子的无比仇恨，因而水火不容，绝无妥协余地。是属于诸葛亮式的“进也忠，退也忠，死也忠”的忠臣人格的典型。
《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大军北进祁山远征魏国前对于后主刘禅的劝告之言，分析形势，讲明厉害，提出注意事项，目的在于极尽忠诚，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这也是古代先贤儒家思想中的忠义报国之举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历来为儒生所追捧。《出师表》更是千古名篇，大字屡书不绝，而这些均为帝国危急存亡之秋的慷慨受命，是帝国名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独白，诸葛孔明最终死于军旅途中践行了自己的伟大理想，他的后代在保卫蜀汉的危急关头，都有不俗的表现，可谓满门忠烈，这不能不归功于诸葛先生的言传身教。《前后出师表》的出彩之处在于对于后主刘禅的拳拳忠告：
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后出师表》又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唐代诗人杜甫赞美诸葛亮是“三顾频烦天下事，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冯梦龙以诸葛孔明之忠心，暗喻沈鍊对于帝国的忠诚，而明末之危局与东汉末年桓帝和灵帝时期太相似。先是外戚梁冀专权，桓帝借助宦官之手除掉梁冀，又很快落入宦官专权的怪圈，在外戚和宦官的轮转中，忠贞之士李固、李膺、范滂、陈蕃等儒家官员被当成“党人”在帝国血腥的专政碾压下先后殒命。这点和明末武宗朝到熹宗朝奸佞横行宦官张目，无数忠臣义士惨遭杀戮，几乎就是汉代桓灵时代血腥历史的轮回。先是太监刘瑾，后是权臣严嵩，再后是宦官魏忠贤，这种奸佞的轮流当道，耗尽了帝国仅存的一点忠义之血，而把王朝政治已经玩弄成了病入膏肓仅存躯壳的残疾巨人，庞大躯壳的怦然倒地寿终正寝，也只是时间问题。
沈鍊就是最后坚守的诸葛孔明，然而他要寻找的诸葛祠堂，已经为阴森森的阎王殿所取代，他要走上的只能是历代圣贤所必然要履行的，在血泊中所开拓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之路。因而《出师表》的出现为小说的故事构成串联了一条起伏跌宕的红线，是小说主题升华的象征，作为贯穿始终的道具，前后呼应出现的是帝国忠义之士毁灭的呼唤，是帝国走向灭亡的痛苦预言。
孟子在《滕文公·下》中阐述了孔子作《春秋》的本意：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
孟子认为孔子出于对纲常礼教尊卑有序的现实毁弃的巨大恐惧，怀忧患而做《春秋》，《春秋》讲的是天子之事，由于天子衰微，而纲常解钮，孔子以《春秋》作为武器，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主要是以暗喻褒贬的语法和句式来实施的，被后来的儒家概括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上下无义而推演出春秋战国的乱世。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借阐发《春秋》微言大义而对暴君虐政痛加贬斥，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说：“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明代末期的正德、嘉靖、万历、天启朝难道不是这样的无道之世？故而耿怀忠义之士牺牲于奸佞阉党之手甚多。沈鍊和后来的东林党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为天朝殉道的牺牲品。道统的传承是中国文化基因中血脉相传一以贯通的。诚如美国学者普汶在《人格心理学》中引用克罗贝所言：
文化对每一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看出这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缓慢地发生，它带给人满足，同样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便很自然，毫无理由地被人接受，就像文化本身一样——也许不全然是不知不觉的，但确是无可指责的。
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不知不觉地对于文化人灵魂和人格的塑造，使得这些忠义思想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血液中流淌，在时代的流转中传承，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带着热血和为正义而战的悲壮走进历史。尽管这些儒家忠义之士也带有自己本身的人格缺陷或者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对于历史的开拓和进取，依然具有正面的道义价值，成就了末世残阳中一缕理想主义的晚霞。绚丽霞光中回肠荡气的英雄品格依然有着激动人心的力量，不过这一切于天下大势的不可逆转相比，无疑是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似的虚妄。最终只能是王朝专制主义最忠诚的卫道士被强权绞杀，那些助纣为虐的贪官污吏反而成了专制王朝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