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军事卫所制度

大明帝国军事体制的全面解体，战略举措的全面失败，其祸根早已在太祖皇帝建立政权时就已经埋下。朱元璋是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当然念念不忘控制枪杆子。立国之初，他和刘基反复研究历代兵制，认为征兵制和募兵制各有长短，前者兵员素质好，军费开支少，后者训练充分，战斗力强，但军费开支大。于是综合二者之优势，创立卫所兵制。即军人列入军籍世代相袭，不受地方行政长官管辖，平时既要屯田，又要进行军事训练，是一支耕战结合的队伍。全部兵士编入卫所之中，各地视防务需要设置若干卫所，大致以5600人为一卫，设指挥使等官，下辖五个千户所；以1120人为总旗等官，下辖2个总旗，10个小旗。卫所上设都指挥使司，都司上属中央的都督府。

洪武初年，中央的军事机关为大都督府，后朱老大认为权力太大，把之分解为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管全国的都司、卫所。都督府只管军籍和训练，没有指挥和统率军队的权力。遇有战事，由兵部遵从皇帝的旨意，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然后调集各兵卫所军队作战。战事结束，军归卫所，将帅立即交还印信。军籍、军政与军队的调遣指挥权分离，实现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军权便集中于皇帝一身，避免了将帅擅兵的危险，但也造成了兵不认将，将不识兵的状况，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军人的来源有朱元璋本部的士兵，敌人的降兵，充军的罪人及征调的民户。

全国统一之后，后两种成为主要兵员，特别是边防卫所多由罪人充军，因此军户受人歧视，“人耻为军”甚至一般民户怕受军户的牵连，往往不愿意与军户通婚。此外，卫所军人为军官任意驱使为役，甚至被迫为权贵种田，生活十分困苦，纷纷逃亡，而军官借机贪污缺额月粮，并不卖力制止。

到明中期，卫所便走向衰败。到了明后期，内外交困，战事频生，军士便成带枪的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成为民众公敌。朱老大的这种军事制度的设计，是根据开国初期军事强人的特色定身量制的军事体系。他以为他的后代遗传了他的英雄基因，一定也是天资聪睿的全能型政治军事强人，谁知道他的后代一代不如一代，不断因为贪图奢侈和享受，耽于声色犬马，走向腐败堕落的深渊，对于军事的统领也就是盲人骑瞎马，顺着悬崖的坡道下滑而万劫不复。

再加上军事监军制度的设立，内廷太监和外朝御史的参合，军队内部形成了更加错综复杂的矛盾对立体系。对于军队而言，管控难以形成统一指挥动作协调的整体。明代实施的是职业军人制度，平时募集的军士集中居住于卫所，也就是兵营，由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分领各卫所管理，士兵开垦荒地自收自支，地方财赋给予补贴，这就是养兵的意思。战时由朝廷派出督御史兼任总督或者巡抚管理一方军政，明代特设经略，地位高于总督，往往特受兵部尚书衔加太师或者太子太保等虚衔，授尚方宝剑予以生杀予夺大权。然而，文官统兵，却不治兵，武将治兵却不统兵，统治分离，往往统治难于协调，形成对立。朝廷的战略意图不是脱离实际难于操作，就是骄兵悍将难以调遣驾驭实施。

太监、御史监军，享有红旗专报特权，也就是如同一把利剑时时刻刻悬挂于统兵督师将帅的头顶，使之战战兢兢时刻处于皇帝眼线的监督之内，难以放胆施展拳脚，如愿据实指挥作战，战略意图在贯彻上障碍颇多。而这些监军往往都是军事上的外行，只是遵循明朝旧制一味弄权徇私。皇帝唯恐将帅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拟定了一种红旗，上面盖有御宝，中绣火珠三颗，并书有“万急如律令”的字样，边将接到这面红旗，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拼死出战进军，如果仍然按兵不动，红旗再发。依旧不肯进兵，红旗三颁。到了第三次颁至，将帅再按兵坐视就是该将帅已经变心，兵部奏闻皇帝，就要下旨拿办了。自永乐以后，红旗从未用过，到了万历年代老谱沿用，就预示着王朝已经到了危亡之际了。一般在前线将军太监、御史也有红旗专报和调兵的特权，时刻监督将帅对于帝国的忠诚度，如发现边将有投敌嫌疑，可以红旗调兵镇压叛乱，也可以红旗向朝廷专报大捷。

军事指挥系统因分权制约而缺乏战略实施的灵活性，带兵作战系统因统治分离而难以适应机动作战的需要。文武两大集团虽然也有综合素质较高的官员如胡宗宪、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等，但是受制于朝廷内外各种势力的钳制，下场都很悲惨。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志三》中指出：

唐宋以来，文武分成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节制，与士兵则离而不属。事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得叛。

这种相互掣肘，严重扯皮的体制，原本就是防止武将势力坐大，形成军阀割据，尾大不掉的乱局，周到而严密编织的一张政治大网，目的是为了王朝社稷不被军事集团倾覆。为的是防止唐代安史之乱和元末农民大起义那种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