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选官制度的成形

自人类社会摆脱愚昧，由迷茫混沌的神话时代，进入文明史以来就一直苦苦思索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和谐相处”的理念就在有道之士也即知识分子之间逐步形成。

孔夫子为《周易·象传》就明确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总体意思是君子要懂得顺应天道，懂得承载和包容。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辩证论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只是在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的现实，象征封建秩序的“礼”被诸侯王的僭越所打破，孔夫子强调“克己复礼”，恢复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天”的自然概念才被赋予更多政治上的等级观念，同时孟子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孔孟的恢复周礼和民本思想的并行制约，对大一统专制权力是某种限制，因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引发“焚书坑儒”的惨剧，帝国朝纲实施赤裸裸的商鞅、韩非的法家专制统治，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因此，赤裸裸的愚民加暴政恐怕对于王朝的长久延续是不行的，必须有大旗加以掩饰才能使帝国的专制披上合理的外衣，于是才有了汉代“儒表法里”统治理论，孔夫子才开始走运起来，那当然依然是某种脱离王朝统治实际的凌空蹈歩，花拳绣脚做给天下老百姓看的。

汉武帝时代儒家代表人物五经博士董仲舒从先秦哲学中抽取天人合一因素，首次将天、地、人的三要素合而为一，建立起王朝的统治秩序，为君臣百姓定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将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纳入文官集团，成为君主的辅佐和老师，而重建朝纲。从而，也确实梦想消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理念，提挚名缰利索，企图将其柔化为王朝政治的奴仆和家臣。

这种程序就是由原来九品中正制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人才拔擢制度，逐步转化为面对社会的广泛选贤任能。两汉时期设立太学，太学生经考试合格就可入朝为官，这是科举制度的肇始，文官集团由此逐步开始成形。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经历了所谓原始社会的禅让、西周的世袭、春秋战国的客卿、两汉的察举、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代出现科举，唐宋时期逐步完备，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这是经过统治阶层御用学者精心设计深文周纳而形成的制度性安排。除了保留部分贵族身份的世袭以外，开始打破身份限制，面向全社会的官员选拔，其基础就是经过改造的儒家学说，建立在尊卑有序纲常礼教之上的九层之塔，在塔尖上的皇帝上接青云俯视众生，各个层级的官吏和文士享受不同的雨露，至于普通百姓只能是靠地种粮靠天吃饭地在朝廷各种税赋压榨下苟延残喘的蝼蚁。到了大灾之年就成了携家带口流落四方的流民，为朝廷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汉末和晚唐、元末、明末的农民大起义都是由此而起，掀开了改朝换代的序幕。因此，统治者需要安抚老百姓中的知识分子，使之灵魂归属于朝廷，才能安定这些读书人心，才能不至于成为领头造反的核心骨干。

于是金字塔底层的大门开始向匍匐的士人开放，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孜孜不倦不分寒暑地苦读经书才能攀上人生的高峰——实践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因为书中自有万钟粟、黄金屋、车如簇、颜如玉在向他们微笑招手，这不能不是某种巨大的名利诱惑。这是封建社会符合人心需要的安排，是较为科学的人才拔擢体系和制度性安排，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即纲常礼教的分层级实施的必要性。

尊卑有等，各安其道，上下同流，使得处于山野江湖的文人处士们仰望高山，一门心思孜孜不倦醉心于四书五经，矻矻不辍地热衷于科举考试，向着象征于高贵身份和权势顶峰的九层之塔苦苦攀登，直至位极人臣，成为帝王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在士子们心中却是崇高无比的帝王之师。这就是士子们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了，排除了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这些杂音的干扰，自然心无旁骛地效忠于帝国事业，成为王朝栋梁，如此循环往复，王朝可以更换，帝国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万变不离其宗，凝固成超稳定社会人才拔擢体制，作为帝国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