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搜轶骊珠初现
明末大文学家、编辑出版家、戏曲民歌搜集整理家，归根结底是中国儒文化民俗文化的集大成者兼身体力行的践行者冯梦龙的出身生平，虽经历代学者苦心孤诣地寻觅论证却总是显得面目模糊不清，不得全貌，仿佛隐藏在城市民居深宅的犄角旮旯的隐士，在那些青砖黛瓦白墙屏障着的老屋中湮没着、沉睡不知苏醒。虽经挖掘钩沉，总是难得一见真容，故而形成种种谜案，耐人寻味。
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出于现实的需要，开发建设了规模宏大的冯梦龙古文化村于2015年9月25日冯梦龙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揭牌。位于江苏苏州相城区黄埭镇冯梦龙村冯埂上自然村北的冯梦龙故居也正式对外开放。
据介绍，这座近1000平方米的老宅，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宅子的房顶、柱子、屋梁等主体结构，都保持了原状，修复中还原了厨房、中堂、父母主卧以及冯氏三兄弟的寝室，并修建小型私塾，反映冯梦龙自小勤学苦读，而其实这些在冯梦龙降生以来的情况，均无明确史料予以佐证。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甚至包括青年时期的出生、生活、读书、婚娶、科举场景的复原，充其量也只是根据传说望文生义的合理想象。
虽然在史料明显缺乏基础上，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挖掘本地名人的文化资源，取得经济效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严格的史学论证来说只是“小说家言”和冯梦龙似的传奇演绎而已，这与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1564—1616）的境况多有雷同。此番雷同，几乎和冯梦龙所处的时代相衔接，冯梦龙只比莎士比亚小十岁，而寿命却要长莎翁16年。莎翁的身世虽然扑朔迷离，但是他的旧居却在其故乡——英国斯特拉斯福保存完好，连房屋式样和屋内家具都是都铎王朝时代的原配。至于沙剧的创作是否是其本人所著或者别人代笔历来争议颇多，但是在英国或世界各国处处都留存在这位世界级大师的痕迹。
冯梦龙编撰或者创作文学戏曲作品却是史料明确记载确凿无疑的，因而两者的生平创作的存疑是有差别的。似乎中国的冯梦龙在创作上成就佐证资料更加丰富确凿一些，而著作也更加宏丰一些，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远远不能和莎士比亚相比。对于冯梦龙的研究显然没有取得如同“红学”和“莎学”这样的学术地位，更不用说成为显学，只能成为明代文学现象研究中的一个支流，这显然和他所取得巨大文学成就所不相匹配。
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官本位”等级文化的基础之上的纲常礼教文化，在九层之塔的官本位封建体制中，冯梦龙是处于统治阶层的枝微末节之下，仅仅为科举制度边缘或者编外的胥吏，因而官方正史不见经传，所有的生平史料来自本人作品中的片段鳞爪和地方志书中雪泥飞鸿，因而前期的求学、婚娶及科举的资料十分稀少，只能发挥想象，空白大了，想象的空间也大。尽管这些空白，可以由民间大量的传说来进行填充，当地江苏苏州相城区和福建寿宁县的地方政府在冯梦龙的民间传说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仅仅限于当地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当地百姓出于对故乡文豪和父母官的热爱，在朴实的口头文学中穿插了一些明显是演绎的神话故事，使得原本失传的冯梦龙生平开始复活并显得五彩缤纷起来。
据《冯氏宗谱》和《苏州府志》记载冯梦龙祖上是冯氏始祖为隋兵部尚书冯慈明，慈父冯子琮，北齐长乐人，累官吏部尚书、左仆射；慈子二：长名延嗣，工词章，官至左仆射同平章事；次名延鲁，文名甚高，亦以文学得幸为中书舍人、工部侍郎、东都副留守。鲁五子：僎、侃、仪、价、伉，散居江南，繁衍生息，“于是江南诸冯始盛”(《冯氏宗谱》)。冯梦龙就是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儒官世家。自幼在家庭的督导下，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正统教育，饱读诗书，熟记经文，聪慧灵异，过目不忘。诗文书画，渐入佳境，其诗丽藻，其文洒脱，其书端庄，其画秀逸。词曲戏剧、琴棋牌艺，无所不精，弥所不通。恃才傲物，锋芒毕露。性格倔强，个性率直，风流放诞，我行我素，倜傥不群颇具魏晋风度。其兄冯梦桂，书画家《明画录》有其小传；其弟冯梦熊，诗人，品格超凡脱俗，《苏州诗钞》有其小传。时人目之兄弟仨为“三珠树”名满江左，被誉称“吴下三冯”。
这是一般宗谱沿用的手法，借助家族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官人、名人来光大本家族的在历史中的地位，毫无疑问冯氏三兄弟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在当地也有相当影响。一般寒门子弟很难达到这样一门三兄弟皆成文化名人的境界和地位。而其曾祖、父亲这一辈史传竟然毫无半点资料，只有《冯梦龙传说故事》（古吴轩出版社2012年9月版）在乡亲们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中有零星记载冯氏三兄弟的父亲是苏州城里的米商。苏州府本身就是鱼米之乡，天下粮仓，借助苏州地区水网漕运的优势，长途贩运大米，而家资丰饶，有条件使得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就是程朱理学的“学而优则仕”的仕途经济之路，冯梦龙的祖父、父亲辈不可能脱离这样的窠臼，另辟蹊径。也许他们本身就是科考落榜之士，不得已走上了经商之路，自然希望自己的子孙走上仕途，光宗耀祖，毕竟这在封建社会是正途，其他均为旁门左道。
这是一个在城市文明中孕育出来商业化社会的必然，城市人口的膨胀，而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终南途径却显得越来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越来越拥挤越来越窄小，使得不少儒生脱离官场的羊肠小道而直奔商场的资本大道，这样“官本位”和“钱本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进行了换位，历史上称之为是数千年以来的大变局。此类变局所导致的思想和意识上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市民社会的崛起，市民文学的脱颖而出。
从冯氏三兄弟所受的教育而言，其父应当也是受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最终在科举无望的时候，加入了商人队伍，这些从冯梦龙的小说《三言》中诸多对于商人故事的描述之生动精彩，细节之真实可信，商人品质之良莠参差，力证了商业化社会从皇权社会专制权力拜物教向市民社会金钱拜物教的转移。均可看到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曙光首先普照的是苏州这样的商业化大城市。也许冯家只是这股商业化潮流中的一朵浪花。商人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马上带来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冯梦龙的父辈、祖父辈依然居于“四民之末”是无疑的。否则一贯按照权力金字塔而决定人之事业成功标志的史传谱系中怎么可能名不见经传呢？族谱中所攀附的竟然是远在隋代的当过高官的祖宗，其实这些高官和冯梦龙本人的成长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冯梦龙的父亲却杳然不见踪影，他的家庭出身，求学、婚姻之路也仿佛隐藏在云里雾里难以一窥真容。而这些对其创作思想的形成，文学道路的选择，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诚如余英时先生在《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士商互动和儒学转向》一节所言：
“弃儒就贾”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运动首先与人口增长有关。我在《商人精神》一书中曾指出，明代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与人口相应增长而增加，士人获取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16世纪时已经流行了一种说法：
士而成功也十分之一，贾而成功也十分之九。
这当然不是精确的数据，但他在社会心理上所产生的冲击力则甚大，足以激起不少士人放弃举业，献身商业。
就文化经济皆领先的苏州地区而言，冯梦龙的好朋友文从简（字彦可，长洲人，其父文震孟、其叔文震亨皆是冯梦龙中年时担任韵社社长时的朋友，文氏兄弟先后入朝为官，文从简和冯梦龙应当属于父执辈的忘年交)就对冯梦龙久试不第的官场遭遇十分同情，在诗《冯犹龙》中写道：
“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一时名士推盟主，千古风流引后生”[4]这大约是指其父和其叔皆推冯梦龙为韵社盟主的往事，而冯的诗友哥们先后入朝为官，文震孟还担任过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的高官，韵社哥们温体仁甚至成为内阁首辅，而被文从简誉为“千古风流”的梦龙大叔，却依然落魄江湖，一身青衫布衣，十分令朋友们为他在政治上的失落惋惜。
文从简的曾祖父苏州大文人朝廷翰林待召文征明（1470—1559）在《三学上陆冢宰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官场逆淘汰的问题症结所在：
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此皆选自有司，非通经能文者不与。虽有一二幸进，然也鲜也。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人。一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时人材鲜少，隘额而举之而有余，故宽其额。祖宗之意诚不欲以此塞进贤之路也，。及今人材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故有食廪三十年而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其人岂皆庸劣驽下，不堪教养者哉！故使白首青衫，，覉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牖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5]
要知道，文征明这是上书新晋的吏部尚书陆完（1515年—1510年），也即相当于当今的中央组织部长，书中所描述的那些科贡落魄士子之形象，是不是和冯梦龙十分相像。人口激增和科贡名额有限是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那些落魄文人的性格和封建王朝的官人性格显然是有抵牾的。因而科场失意，官场困顿几乎是中国历朝历代真正有思想、有个性、有才具文学大师的共同悲剧，而且小说这种归于俚俗末节的文学创作形式几乎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冯梦龙在脱离了官场正道后，只能是蛰伏于民间草莽的潜龙，困顿于泥沼场屋。在其龙尾高扬遵循着儒家忠君报国理念，追随已经完全覆灭的朱明王朝余孽唐王隆武帝的泥足，前往福建建州寿宁企图实施他的《中兴伟略》的时候已经垂垂老也，终究忧愤成疾郁郁而亡，还是被清军所杀害，也多出自寿宁当地百姓的传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志落空成绝响，是冯梦龙晚年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