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冯梦龙在《寿宁待志·赋税》[12]详细记载了万历二十年后该县征收税赋的情况。从中可以一窥明末朝廷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经济崩溃的真相。
寿宁仅是福建闽东山区的一个边鄙小县，然而已是“民无余欠，库无余财，欲有司之有为于地方，盖亦难矣！”也即是在地方“府库空虚，万无措置”时欲想县级地方政府有所作为于地方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冯老县令面对残酷现实的慨然长叹，反映出明末王朝专制帝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崩塌陷落：
首先，明代中期以来，由于朝廷的横征暴敛，皇室与权贵集团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激化了农民与皇权官僚统治集团的巨大矛盾，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其次，南方新兴起的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孕育了最初的市民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进一步冲击了以皇权政治和官僚统治集团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基础。
再次，后金统治集团的崛起，建州贵族开始由关外向关内逐步蚕食，边患不断，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堪重负。
最后，倭寇不断对我东南沿海的骚扰。帝国统治者既要镇压农民起义，又要对付边患挑衅，还要保持自己穷奢极欲的既得利益，便一再向民间增加赋税，转移经济危机。
这就是冯梦龙在《待志》中所记载的：“万历季年以后，海内多事，征解日急”，仅寿宁这个当时只有二千七百多户，一万一千九百多人的山区小县，至崇祯七年冯梦龙到任时，赋税已由原来的四千八百两增加到六千另八十二两，其中上解部分由一千六百两增加到三千三百两。《待志》详细解读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以后的赋税加载数据，并列举了巧立名目增加赋税的各种方法，其中大部分是奉上面文件精神，由基层办理的事项，就是文中反复出现的“奉文”字眼，说明乱自上作的根源：
一曰加派，如崇祯元年（1628年）奉文为援助辽饷银万分匮贬之事，加派三百一十六两四钱九分。
二曰暂输，如崇祯九年（1636年）。奉文因粮输饷，乡绅每粮一两加输银二钱，民间粮满五两者加银五钱，共银四十八两三分四厘二丝。
三曰扣减，也就是扣减衙役、工役、兵役人员应得的饷银和各类公务活动应当支出的费用，如驿站人员、仓库人员、门子、渔溪司工兵、知县马夫、季考生员等等，收取的名目如辽饷不敷、裁割冗滥徭役等等，不胜枚举，连抚恤孤寡老人的夏衣费用也在扣减上缴之内，可见盘剥如同水银泻地那般无孔不入。
四曰捐助，如“崇祯三年（1630年）奉上级文件为严厉催促帮助工程建设，以接济陵墓急修等事项，而这些文件既有来自皇帝圣旨，还有太子东宫谕旨，本县知县捐助陵工银一百两，修建陵墓竟然盘剥到最底层的县令头上，谁的陵墓，应该是皇家的，是不是刚刚驾崩的熹宗皇帝陵墓，无从考证，从崇祯三年起，至今未有停止。
五曰借扣，如崇祯九年（1636年）奉文为中外形势发展越来越困难，外虏内寇切割剥取帝国肌肤等事，本县官员各献出自己一个月的薪俸。知县助俸银一两一钱二分五厘，儒学教谕、训导各助俸二两一钱，典史助俸银五钱，巡简助俸银六钱，共计助俸银六两四钱二分五厘，基层官员也成了盘剥对象，这时正是崇祯皇帝动员皇亲国戚，朝中大臣集资助饷的时候，可见国库空虚如此。
以上种种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的利益，但是最终还是转嫁到贫困乡民身上。冯梦龙在《待志·积貯》篇中感叹道[13]：
根据旧县志记载，过去“县里留用的仓库和预备灾年启用的仓库都在县衙幕厅前，有官家仓库一所。”如今朝南两间仓库已毁，唯有朝北仓库四间，我进行了修辑，难道大家不知道储藏谷物是为灾荒之年预留，为救灾准备的？过去省里布政司衙门在县城东边也设有分库，县志记载说“改为社仓”今天则变成了观音堂了，也不知道废于何时。查过去戴镗知县曾经立社仓五所，分别在在城东观音堂。四所在乡下的小东、南洋、南溪、大洋四堡。晓谕民众输送粮谷，奖励衣冠、牌匾等，共储存有粮食一千二百多石。自从荒年旱年相继，民穷财尽，乐于输送者，越来越少，而粮食仓储尽行废弃。如果县仓每年的欠积，年年相沿袭，已经入不敷出。历年所积，一空如扫。
明朝初年各县建有的“县仓”和“社仓”规定“春赈贫民，秋熟还官，不取其息”“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熟还仓；中小户酌量赈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仓虚，罚社首一岁之米，其法颇善，然其后无力行者”[14]这项政策，被清初《明史》的编撰者称为善政，而这一太祖爷制定的善政延续到明末，以成绝响，证明帝国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不敷使用。
仅就边鄙山区小县寿宁而言：“粮额最少，非解则支，原无分毫余剩。”积储仓也因多年不用，已经废弃损毁。冯梦龙接任的时候所见到的是“一本空簿，递相传受，按纸上分毫具存，欲征完玄虚无日”。因为在上司催逼之下，前任县官“惧违功令，未免挪撮，以应目前之求。而一蠲之后，遂成不可填之缺陷。”也就说冯老先生在接任知县时候，看到的账本只是一本历任知县手手相传的账本，按照账面记载分文不少，实际是一纸空文，因为其中钱粮在实际中已经完全被挪用。这本假账纯属是为了应对上司对知县考察所编造，一届一届这么传下去，窟窿越来越大，几乎难以弥补。这种东挪西补，造成的恶性循环，财政的亏空越来越大，窟窿也就填不满，假账还得传下去，国穷民困的局面难以扭转，岂想在一届知县中解决绝无可能，冯老县令只能继续与狼共舞下去，各项基础建设和有关民生的公共服务实施建设也陷于困顿无奈之中。帝国钱粮已经全面用于高层的奢侈享乐和连绵不断的战乱，至于有关民生的饥荒天灾的解决办法只能听天由命，因为已经完全没有了应对的本钱，这是帝国经济基础面临崩溃的征兆，也是人心散乱的根源。作为朝廷一只有良知的鹰犬，冯老县令唯有望山兴叹，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非常无奈地写下《催征》一诗，记录彼时彼刻的心路历程：
不能天雨粟，未免吏呼门。聚敛非我术，忧时奉至尊。
带青砻早稻，垂白鬻孤孙。安得烽烟息，敷天颂圣恩。
山区人民苦啊，完全靠天吃饭，每年庄稼的生长收成，根据气候阴晴的变化丰欠不一。即使灾荒之年，官吏依然大呼小叫地上门收粮收税。哎！聚敛钱财盘剥百姓实在不是自己所擅长的本领，忧患的时候也只能奉行帝国的指示办差。未成熟的谷粒带着青色也必须磨成粉，因为要抚养老人和儿孙。什么时候战争的烽火才能止息，那就谢天谢地颂扬皇恩浩荡了。冯梦龙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老臣那种既是皇家臣仆，又为百姓父母的矛盾心态，跃然笔下。无奈而痛苦地望着饱受战乱创痛的山川大地，谓然长叹，悲愤莫名！以诗证明自己作为统治集团最最底层的一员良知未泯，道义尚存。才有了《寿宁待志》这些一针见血的揭露批判性文字面世，笔者认为这是冯梦龙对历史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