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负情痴皈名教
当然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他的才华在众多管道中流淌挥洒，那么集中在科考做官方面反而显得心思不够集中，精力有所分散。因此他的最高学历也即到秀才（诸生）为止，充其量照顾其面子弄了一个候补举人（贡生）的身份戛然而止。这和同时代的才士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张岱、冒襄、余怀、李渔、凌濛初等人均为乡试落榜之人，却才气凌云，著作等身。余怀在为李渔的《闲情偶寄》作序中在品评了古代历史人物王莽、王安石这些无情无趣之人的虚伪后，对于苏东坡、谢玄、白居易等人的真性情大加赞赏，进而对于李渔所著《闲情偶寄》的审美情趣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用在青壮年时期的冯梦龙身上也是很形象的。
至于在三十五岁之后，在历经了和苏州名妓侯慧卿的爱情悲剧之后“遂绝青楼之好”，冯梦龙人生转折而在孜孜以求科考之外的著述不辍，以适应市场需求而成为出版编辑大家、名家，不成名宦却成为名士后，名声和财富的增加，出入花街柳巷的嗜好逐步递减，而在追逐功名的路上却终其一生兴趣不减。此外就是编辑出版的科举畅销书和戏曲小说等热销著作不断在占领市场中获取金钱，谋生的手段在市场化运作中逐步确立，刺激着他科举之余的创作欲望。在充当幕僚和写手或者以拔贡身份充当下层胥吏，由于名望和身份的局限，在情感上归于成熟而在理性平和中失去了青壮年时期的活力，也即缺乏出入花街柳巷的激情。
余澹心有言：
苏明允（苏洵）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者”古今来大勋业、真文章，总不出人情之外，其在人情之外者，非鬼神荒忽虚诞之事，则诪张伪幻狯獝之辞，其切于男女饮食日用平常者，盖已希矣。余读李子笠翁《闲情偶寄》而深有感也。昔陶元亮作《闲情赋》，其间为领、为带、为席、为履、为黛、为泽、为影、为烛、为扇、为桐，缠绵婉娈，聊一寄其闲情，而万虑之存，八表之憩，即于此可类推焉。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之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近多而用物闳，漻漻乎，俪俪乎，汶者读之旷，僿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豁然新兴。
接着，余澹心为李笠翁作了有力的辩护，他例举谢玄、白居易、韩愈、苏轼等历史名人事迹之后说：
故古今来能建大勋业、作真文章者，必有超世绝俗之情，磊落嵚崎之韵，如文靖诸公是也。今李子以雅淡之才，巧妙之思，经营惨淡，缔造周详，即经国之大业，何遽不在是，而岂破道之小言也哉？[5]
细品余序，绝非“哥们儿”之间不着边际的好话，而是说出了许多为文的真道理。譬如，余澹心突出“人情”对作文的重要性，就是至理名言。“情”是为文的根本，无情即无文。文章之所以感人，全在有真情。余澹心之所以突出“人情”，也是他从自己创作实践中得来。余澹心的名篇《板桥杂记》中，他以亲身经历所记述的秦淮妓女和名士的故事，那些遭遇不同、性格各异，却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常常使三百年后的今人为之潸然泪下。
余怀所言的情也就是感情不虚伪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外露，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不顾及传统风俗礼仪的束缚，不善于掩饰真情实感，率性而为，常常被称为性情中人，或者被目为狂狷之士。在冯梦龙早年放荡不羁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出年轻时冯梦龙往往是真实性情外露，是所谓特立独行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其中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消极反抗，对真正爱情的倾心追求。他一生执着地认为人要有“情”，“情”定要“真”而他的所谓“情”除了男女私情外，也可广义地推及到君臣、父子、朋友之间。他在《情史》序中表示：
情史余志也。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寄穷奇枉，虽不相识，求为之地。或力所不及，则嗟叹累日，中夜辗转不寐。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志言相忤，必委屈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6]
可见冯梦龙眼中的情是人间的大情怀大胸襟，是对君王的效忠之情，对朋友的赤诚相见之情，对弱者的怜悯之情，对于顽劣者的开导教化之情。推而广之时间万物皆有情，除了人间真情以外，被拟人化的自然也是有情的，这就已经是建立在“赋比兴”基础的形而上学人本主义文学创作观了，因而他在《太霞新奏》所收集词曲创作开篇名义就申明：
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7]
他一生为人为文的实践，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而是顺其自然的发乎于内心的真情，而绝不是虚伪的矫情。最后他以五言“偈语”为自己的情史观做了最生动的注脚：[8]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
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
有情疏者情，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
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与父，臣有情于君。
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
散钱就索穿，天地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
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
佛也何慈悲，圣也何仁义。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
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顾得有情人，一起来演法。
因此，他将自己的宇宙观推定为情教，其教义等等来源，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之前的儒学六经中，他以《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的事例来举例子说明“情”所贯穿于宇宙万物之间实为提纲契领统率万物之网而笼罩天地主导万物。
对于毕生都汲汲于科举功名的老儒生冯梦龙而言，他的灵魂和思想始终都挣扎在人情和世故之间，最终还是归之于儒教，即使那些来自生活的感人肺腑、情节曲折的世情小说，都会按上一个男主角金榜题名，男女情爱圆满收官，有情人终成眷属等的大团圆的光明尾巴。因而依然脱不了因果报应最终皈依儒家学说忠孝节义的原点的窠巢。比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两县令竞义婚孤女》《卖油郎独占花魁》《钱秀才错占鸳鸯俦》《白玉娘忍苦成夫》《穷马周遭际卖䭔媪》《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等来证明他的情教理论最终是来教化民众的。
虽然上述题材有许多都被改编成了戏曲作品成为传世经典在民间传唱不绝，但是在思想和艺术价值上仍然没有反抗专制纲常礼教，最终投江自沉或者遭受镇压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来得震撼人心。这就是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论述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证明。在明末的现实生活中，真正争取个性自由的男女还是悲剧的人生多。包括文学大师冯梦龙的一生。
反而是进入社会尤其是踏进官场后，冯梦龙由少不更事的小鲜肉在官僚机器的同构体运转中，消磨了个性受到传统习俗和纲常礼教的制约而变成了风干的老腊肉。多少是在事业、爱情遭遇挫折之后，性情就会有所收敛，性格也会有所改变。也就是用当下语言说是被官场的陋习或者潜规则所异化了。早年的真实性情当尽量去适应生存的需要和官场的礼仪而戴上理学的面具后，才情就会受到制约，性格变得中庸起来，棱角反而磨平了许多，他成了帝国所需要的模范官员加道德典范。即使这样，他依然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只是担任了李白、杜甫这样的小官、微官。
单就冯梦龙的身份而言，他既是仕途经济方面的经学大师，又是俗文学白话小说的大作家，早年还是混迹于娱乐界的大玩家。唯一他在混迹官场时的知县身份，恐怕也是失足于吹牛拍马的功夫欠缺，也就是无耻得还不够，扬才露己，疾恶如仇得太过分，才被官场逆淘汰了。这一点在他晚年所撰写的《寿宁待志》中笔者有详细的分析。
即使老年以后仕途踯躅成为幕僚小吏直到七品芝麻官，其在官僚同构体中依然还是秉持了儒家的理想人格，不同凡响表里如一地塑造自己，绝不投机取巧，随波逐流。冯梦龙终身为自己的儒学信仰和理想奋斗着，直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从狂狷人格走向忠烈人格的完美塑造。最终以屈原似的忠贞在末世穷途中义无反顾地与帝国共存亡，他走向了自我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