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难实录中的京城百态
冯梦龙对于“甲申之变”这段帝国痛史的资料收集工作很上心、很熟悉而且做过精心研究，在《甲申纪事》完稿后，一直在为反清复明在浙闽两地奔走呼号。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在帝国忠臣的责任感驱使下把目光投向了甲申年国破君亡之后的帝国“中兴”的伟大事业。尽管在帝国南方经过一段南明弘光朝的喧哗后，又出现了鲁王朱以海的监国闹剧，直到唐王朱聿键登上隆武小朝廷的宝座，可以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终究大势所去，一事无成。所谓“帝国中兴”伟业，只是一场闹剧。
在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闹剧中，七十二岁的草莽之臣冯梦龙着实又兴奋了一阵子，紧接着又写出了一部《中兴伟略》的政治性作品。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本编著体文集，主要以这段时间的官方文件和亲历者实录为主，编有《弘光皇帝登极诏》《崇祯皇帝血诏》《难民确报》《定中原奇策》《制虏奇策》《揭大义以明臣节疏》《吴三桂合番兵谋杀李贼要录》《监国唐王令谕》《鞑靼考》等十三篇文章，有的无多大实际意义，无非一些不切实际空话、套话、大话，一言以蔽之屁话的文档汇编，有些甚至还是一些以讹传讹的假消息。唯《北京变故殉难实录节要》一文对于甲申之变后的京城民众及皇亲国戚、大臣们的表现及李自成对于戚贵们的杀戮有着明确的记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他在《中兴伟略》引言中写道：
《中兴伟略》者为南北变故而辑也。我太祖高皇帝逐胡清华，三百年来文治日久，武备废弛，官军眼眼相觑，贪生怕死，是以至虏寇两犯神京，震惊皇陵，莫大之惨，莫大之冤，恨不咀其肉，灰其魄矣。迩闻吴总兵三桂、洪三边承畴矢心恢复，合谋杀虏，辅弼新主登极。此反虏为明之策，莫大之勋，莫大之泽，泄三百年来不剖之冤，此人人共快，万姓欢呼者也。闽中南安郑伯芝龙，仝诸故老元勋朱公继作、黄公道周等恭迓唐王监国，固守闽广一隅，诏谕彰明，招贤纳士，待天下之清，携抚幼主中兴大务，恢复大明不朽之基业，在兹举矣。[25]
冯梦龙作为前明遗老耆宿，此刻却像是个老愤青那般对于自己心目中的反清复明“伟业”充满着大气磅礴美好诗意的畅想，在回顾高皇帝驱逐元代统治者恢复汉人对于中原统治的丰功伟绩的同时，寄托了对于明代统者的衷心热爱和对清统治者的南侵的刻骨仇恨，爱恨情仇交织成了心中的燎原大火，大火烛照着他那苍老遒劲的容颜，带着儒生的诸多政治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爱国情怀，其实是骨子里对于朝廷的愚忠，因而对于天下大势多有误判，而正是这些感愤的情怀和坚定的理念，使得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在瞬间升华为一个胸襟广阔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为理想献身的忠臣义士，完成了他的忠烈人格塑造。
理想主义者并不完全从个人得失的功利出发审时度势，往往以自己的情怀对于朝廷诸大臣赋予更多的诗意想象，这当然也局限于当时交通的不便利，信息闭塞造成的巨大隔膜，比如他对于吴三桂、洪承畴的误判使得他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看作是中兴帝国的股肱大臣，也延伸到了后来隆武帝唐王朱聿键和儒臣黄道周及地方军阀南安伯郑芝龙的身上，因而他甘愿为帝国“中兴”做牛做马，供他心目中“中兴”英主驱使奔走，尽管这些人也许只是没落王孙纨绔子弟，原不值得他这个饱读诗书学养深厚的学者去推崇，但是他只能站在儒家忠君报国的制高点上，以一死来报答崇祯皇帝的知遇之恩，因为正是这个末代君主启用了他，让他登上政治舞台在寿宁知县任上一展宏图，而在文学创作之外意外收获了治国平天下硕果。寿宁四年是他真正耕耘儒家理想，实践人生价值的四年，重回福建山区，即使帝国中兴无望，他也要效先贤遗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走上了一条为理想献身的不归之路。因为在他心中存在着一个恢复大明帝国的美好理想。在政治上他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的践行要归之于1634年三月那阴沉寒冷和充满血腥杀戮的事变——甲申之变，这是冯梦龙心中永远的痛。
时间过去不到一年，然而落下的创痛却是心中的永远，沉痛的笔触记载了这个黑暗岁月中所留下的一切，浓墨渲染了王朝覆灭的那一刻的痛彻骨髓，可谓刻骨铭心不堪回首。
帝国危亡之秋，有朝臣悄悄劝圣驾出走北京去留都南京，作为六部衙门齐全的留都，是太祖皇帝的龙兴之地，也许在太祖爷灵魂的保佑之下，帝国可以在柳暗花明之间去寻觅又一方“中兴”之乐土。然而，专志于江山社稷恪守礼法的皇帝心有所动，嘴上却不愿说出来，面子上还要装出勃然大怒的样子说：“诸卿平日专营门户，不肯为朝廷出力，今日国君死社稷，古今正理，夫复何言。”皇上对于祖上打下的江山，决定死守，遂导致最后的罹难。然而，这也是大明皇上虽死犹生，活在历史中，成为天下臣民的榜样。这是末代帝王崇祯的自我标榜之词，算是为儒学理想献身的末代帝王留给后人的慷慨陈词。
然而，崇祯皇帝在暗中一刻也没有放弃准备南迁的各项筹备工作，秘密布置从海上迁都南京的计划，很少有大臣知道这一带有几分诡秘的计划，作为退休小官吏的冯梦龙自然更是难以看透宫廷深处隐藏的堂奥，他心中的崇祯爷满是光明正大的正能量，根本与逃跑南方不搭界。
而此时，刑部给事中左懋第早已奉密旨以检查海防江防的名义巡按江南来到了南京，其实他就是秘密接受皇帝的委托，去南方暗中考查皇帝出逃江南的水路安全，认真察看沿江舟师兵马布防状况，给出的名义是“奉召湖襄”；继而崇祯又密旨天津巡抚冯元扬准备三百首漕船在直沽口待命，可见其“意非不欲南，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但是“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风飘忽，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26]
南迁的破产，开始阻遏于群臣迂阔的纷争，最终耽误于崇祯皇帝的优柔寡断，而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于君臣意料，转眼李自成大军已经攻到了北京城下，南迁的出路已经全部堵死，皇帝只能振振有词地死扛。这为崇祯帝带来了千古殉节的美名，当然也是冯梦龙这类理想主义者对于圣君的期待。
冯梦龙认为，自古抵御贼寇的方法，只有战斗和抵御的方略，而没有逃跑的方法。如今这些大臣的想法实在过于乖谬，大错特错，李自成贼寇还没到来，就先议论如何逃亡，贼寇一到就想到投降，如果是平常就贪图如何侥幸混日子，等到国难临头则想到投靠新主子保持自己的荣华富贵。朝廷落下这四种病症，所以贼寇所向披靡，京畿三辅就闹翻天了，致使贼寇桀骜中原，无所阻挡了。
想到过去的那些忠勇之士，如今坐困孤城，粮食匮绝，甚至还有以网络麻雀挖掘老鼠、烹煮女人而成为军粮的事情，怎么能够坚守得了京城呢？如今已经不是帝国全盛时期了，奈何一听到贼寇的信息便张皇失措，思量着如何硺开墙洞而隐藏起来。乡绅为帝国纲纪的代表，乡绅都逃跑了，老百姓岂能够不害怕；富裕的臣民为帝国的元气所在，富民也逃跑了贫困的百姓又如何坚守忠孝节义的理想。为政的咽喉被掐断，为民的耳目被堵塞，忠孝节义的理想必然动摇，官僚们只知道像是冬天里营营苟且的苍蝇那般，想不出一条计策以解救帝国的危难，沉湎于浑浑噩噩的睡梦之中，是好是坏，是凶是吉，无从辨认，难怪民心动摇，帝国进退维谷。当今天子如圣明，挺立于大殿之中，李自成区区小丑跳梁，在水塘中玩弄兵器造反，实在是井底之蛙，何至于人人自危，对此束手无策。或者说，释放顺民，杀戮反抗者，整个京城遭遇屠杀之惨祸，又将奈何？人生死有命，宁舍生取义而死，绝不苟且偷生而活，况且人生自古谁无死，有的死于兵燹，有的死于疾病，有的在那里等死。何不确立正大光明的反抗策略，就未必见得一定要去寻死。如果先走苟且免除灾难之路，就能够以自绝生命回避为人臣子的责任吗？国家将兴必有祥瑞出现，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降临。
逆贼军师宋献策，身长只不过三尺，其外貌就像鬼一样。曾经在京城卖卜算卦多年，他占卜说三月十八日必有大雨，那天果然有雨。他说十九日辰时可破城，若辰时不破，即日全军撤出返回，再等待六年，始可以破也。十七日那天，大顺兵七万余众，开始攻打京城，城外炮声震天，旌旗遍野，守城将士少，攻城贼众多，外城攻势猛，城内军民怕。十八日的滂沱大雨，守城军民全无固守之斗志。傍晚时分，李自成大军冒雨攻打德胜、平则两门，未能攻破。崇祯帝听闻大顺军攻城急，命令总兵唐通迎敌，未曾意料唐通竟然倒戈投敌，反向攻城。十九日凌晨，大顺军攻到彰义门外，守军一万丢弃兵戈而逃。曹太监化淳暗中通敌，纵容贼敌从云梯登城。此刻的崇祯帝急火攻心开始亲自撞响早朝的钟声，召集百官前来乾清宫议事，然而大殿空空荡荡，全无大臣身影，大部分的臣子都在家中坐看帝国首都沦陷，等待新朝的诞生，好去李自成贼寇谋一官职。
等到午时，曹太监打开彰义门，贼众以潮水般涌入城内。贼首李自成相貌丑陋，一只眼睛还瞎着，带着百余骑扈从精兵，昂首挺胸从西长安门进入帝国心脏——紫禁城。遍寻皇上而不得。皇上已经徘徊在煤山寿皇亭观望着声势浩大的贼军呼啸而来，已经是泪流满面仰天长叹，无力回天了。崇祯返回寿宁宫神志完全处于混乱状态，理智为仇恨愤懑所替代，逼死皇后，手刃袁妃，剑劈长平公主后，无可奈何地走向煤山寿皇亭前的歪脖子树上吊自尽。
李自成入宫，未见崇祯，张贴告示，有能擒获崇祯者赏银万两，可立功封侯爵。还贴出告示，宣谕百官：凡文武官员全部于二十一日到乾清宫朝见，愿意回老家的，悉听尊便，愿意留下当官的量才录用，违命躲着不出来的处以极刑，连同藏匿之家连坐处罚。
崇祯帝生来偏执倔强，不到人仰马翻的时候绝不认输，不到肝脑涂地也绝不想到死亡。就是在死后，他依然指望死灰复燃的可能。就是在血书遗诏中，他还在大骂“诸臣误朕”，并告诉大顺军“将文官尽行杀死”，暗中在衣袖中留下“百官俱赴东宫行在”也就是重新麇集在太子旗下，复辟帝国残破江山的事业。这道明暗两道最后的谕旨潜藏着十分险恶的用心，对于心怀复辟雄心的大臣是一道重新聚集举事的动员令，对于那些企图投降新朝的旧权贵们却是一道挑唆大顺朝君臣杀害投降明臣的绝杀令，这也最初种下了以后大顺朝君臣大事杀戮明朝降臣的火种，以致大火几乎烧断了明朝大臣投降的路子，使得新朝几乎失去了一批恢复统治秩序的可能，这是崇祯皇帝的聪明之处。预设了埋葬投降诸臣的陷阱，如果照他的密旨和遗诏去执行，那些投降大顺军的明朝官吏绝不会有好下场，他们的受辱身死，切断了那些犹豫观望首鼠两端投机取巧大臣的念想。如果没有投降官吏的支持，新生政权将难以维持和支撑。吴三桂的投降清朝就是因为大顺军对其家人的拷掠屠杀逼迫所致。
所以说，明思宗的自杀仅仅是物理生命的结束，而其飘荡的幽灵却寄托于儒家的君臣理念始终在帝国的上空飘荡，其“君王死社稷”的精神价值观会在若干年内寄生于“忠臣死君王”的理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孕育出一批殉难报国的忠臣，直到帝国的余烬彻底熄灭。
然而，历史的发展再次违背了崇祯皇帝的意愿，大顺军一进城“就得皇太子于民间”，李自成命令太子朱慈烺跪下，这位朱慈烺也是饱受皇家礼仪熏陶的人物，他拒绝对于造反贼寇的下跪。
李自成倒也不责怪，反而以胜利者的宽容和大度笑眯眯地问道：“你皇父安在？”
慈烺从容应对：“死于宁寿宫。”
老李嘴角露出嘲讽的微笑说：“那你家如何丢失了天下？”
小朱答道：“误用了贼臣周延儒等人。”
老李笑了：“你也是明白人。”
皇太子继续说：“为什么不尽快杀掉我？”
老李说：“你无罪，我岂能妄杀无辜。”
小朱太子说：“如果是这样当听我一言：‘一不可惊扰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礼仪殡葬我父王母后。三不可杀戮我百姓’。”
皇太子又说：“文武百官最无义，明天一定回来朝贺。”
次日果然朝贺者纷沓而来，约有一千三百余人。
李自成感叹道：“此辈皆不忠不义之徒，天下安得不乱啊！”
于是闯王开始动了杀戮这些家伙的念头。
二十一日，忽然看到两幅门板抬出两具尸体，送到魏国公牌坊下面，乃是皇帝崇祯和皇后周氏。百官皆痛哭，叛逆的李闯贼寇也悲痛流涕。但见皇上蓬乱着头发遮住了颜面，光着脚。上下皆着白绵绸衣，胸间藏有血书数行：
朕不修德，以致失国羞著衮冕，见祖宗于地下矣。
又云：
满朝贪污官吏皆可杀，百姓无罪不可杀。等语。
这是冯梦龙在《中兴伟略》中记载的崇祯遗书又一版本。冯梦龙在本书中说，又传闻在宫中御案上，有遗血诏颁行天下，那份御案上的血诏是不是笔者前文引用的文本不得而知，反正均为皇帝临终前椎心泣血之作是没有疑义的。次日，在京大小官员果然急吼吼地等待在东华门下，鱼贯入朝祝贺李自成贼寇主政。但是御座上却不见有人，不久一位穿着青衣小帽的侍者手持一道朱砂批示，上面写着“以帝礼安葬，用王礼祭祀，二子待以杞宋之礼”，百官又恳求以帝王的礼仪祭祀崇祯帝。不一会传出李自成口谕“准予实行”。可见李自成也还是有些仁义之心善待前朝末路君王。
又过了一天，刘国公、曹都尉、丰城候、襄城伯等，收皇上、皇后尸体，一切殡殓事宜全部以帝后礼仪进行，尸体进行了清洗美容化妆，给崇祯换上翼善冠、衮玉和渗金靴；为周后戴上凤翼珠翠冠，换上绣龙袍带，以杨木棺材分别漆以朱红和黑色安殓。有大臣即刻自尽在棺木旁。先皇上和皇后的梓宫停放在东华门外举行殓殡礼仪，供人祭祀。有和尚两人，在梓宫前诵经超度。[27]
据《烈皇小识》记载，李自成亲自向帝后梓宫垂泪四拜。主事刘养贞以头触地，大恸，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那些平时信誓旦旦，效忠帝国君父的家伙，此时摇身一变，前来祝贺李自成升朝主政了，而对明思宗和周皇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是检验人心善恶的试金石，根本上就是一伙安享官禄，见风使舵的官场政客宵小之徒。然后命人将梓棺抬往昌平，与田贵妃墓合葬，是凡投降了大顺军的官员去祭拜的都不禁止。然而前去祭拜的官员绝少。
那些造反的农民到处抢掠烧杀，全无纪律。李自成逆贼想要禁止，这些兵士就说：“皇帝让你老李做，金银、女人就应该让与我们这些人。”[28]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终究脱不了皇权政治的巢窠，动乱之后只不过是新一轮的王朝更替，只是清朝统治者的入侵，使得李自成的皇帝美梦在北京城的金銮殿仅仅做了四十六天，就破灭了，在吴三桂和多尔衮大军的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最终覆灭九宫山。冯梦龙的中兴伟略也只不过是对一个垂死帝国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而已。
【注释】
[1]《中国宫廷政治》，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191页。
[2]《冯梦龙全集第15卷·甲申纪事·燕都日记》，江苏凤凰出版社，第107页。计六奇：《明史北略·殉难勋戚》，中华书局，第550页。
[3]《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下·李国祯传》，中华书局，第550页。
[4]《甲申传信录》，上海书店，1982年，第58页。
[5]《明史·卷一百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李国祯传》，线装书局，第826页。
[6]《冯梦龙全集第15卷·甲申纪事·绅志略》，江苏凤凰出版社，第15页。
[7]《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列传九·公主卷》，线装书局，第729页。
[8]《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二·孝纯刘太后传》，线装书局，第695页。
[9]《明史卷三百·列传一百八十八·外戚·刘文炳、刘文耀》，线装书局，第1630页。
[10]《明史卷三百·列传一百八十八·外戚·周奎》，线装书局，第1631页。
[11]计六奇：《明季北略·幸免诸臣·周奎》，中华书局，第593页。
[12]《甲申传信录卷九·戾园疑迹》，上海书店，1982年，第146页。
[13]《明季北略·北都崩解情景》，中华书局，第350页。
[14]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一·烈皇帝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45页。
[15]《明史卷二百五十三·列传之一百四十一·陈演传》，线装书局，第1373页。
[16]《明史卷二百五十三·列传一百四十一·魏藻德传》，线装书局，第1373页。
[17]《甲申传信录》，上海书店，1982年，第61/62页。
[18]《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五十三·范景文传》，线装书局，第1438页。
[19]《冯梦龙全集15卷·甲申纪事·绅志略·文臣》，江苏凤凰出版社，第16页。
[20]《明史·范景文传》，线装书局，第1438页。
[21]《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五十三·倪元璐传》，线装书局，第1438页。
[22]《明史·倪元璐传》，线装书局，1440页。《冯梦龙全集第15卷·甲申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6页。
[23]《冯梦龙全集第15卷·甲申纪事·乡绅略》，江苏凤凰出版社，第29页。
[24]《冯梦龙全集·第15卷·甲申纪事第二卷·绅志略》，江苏凤凰出版社，第15页。
[25]《冯梦龙全集第15卷·中兴伟略·引言》，江苏凤凰出版社。
[26]《绥寇纪略·虞渊沉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第411页。
[27]《冯梦龙全集第15卷·中兴伟略·北京变故殉难实录节要》，江苏凤凰出版社，第4、5、6页。
[28]《冯梦龙全集第15卷·中兴伟略》，江苏凤凰出版社，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