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覆灭的如期到来
1644年甲申年3月17日傍晚，黄昏日落的时分，冒着酷烈的寒风，踏着冰雪，大顺军进抵北京城下。李自成指挥三路大军对京城平则门、彰义门、和西直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守在门外的明军三大营全线溃散。阵地上战车、火炮、铁蒺藜等构成的道道屏障，丝毫也不能阻挡大顺军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北京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彰义门外督战的李自成坐在铺着大红毛毡的帐篷里，他要亲自督战攻下大明王朝的最后堡垒。
这里已经成了农民军临时指挥部，被请来观战的还有被俘虏来的明宗室晋王、秦王陪侍左右。这些俯首帖耳的王室叛徒代农民军向城内军民传话，劝文武官员早早投降，瓦解守城军民的军心。大顺军派出了原镇守宣府的监军太监杜勋去劝降。这家伙自投降了大顺军，就开始背叛平时对他信任有加委以重任的崇祯帝，受李自成委托去内廷向皇帝转达割地求和的谈判条件。
在此国家沦亡之际，思宗皇帝正在紫禁城召集九卿科道官员商议御敌之策，命令兵部速调兵马回援京城，诸臣争论不休，无以为君主分忧，也只能流泪而坐等时间流逝，江山沦亡。这时皇帝暗自饮泣在上，诸臣对视流泪于下。[7]朝廷上下除一片哭泣之声外，几乎对于农民军的强势掩杀束手无策。城外杀声震天，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矢石飞堕；城内百姓呼号，守军惊溃，城池即将像是溃决的堤坝不可收拾。
三月十八日凌晨，城外一阵喧哗，哄传勤王兵马到，原是叛将唐通手下冒充前来索饷的。京城黄沙漫天，伴随着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加使得守城军民更加惶恐不安。京城九门紧闭，不通往来。北京城，道无行人，显得分外凄清冷寂。大顺军攻城越来越急，炮声隆隆，早已瓦解了守城军民固守的斗志。靠近城边的房屋民舍全部倾倒坍塌，箭矢如大雨般向城内倾泻，城下农民军仰脖子向城上兵将喊话：“赶快打开城门，否则将屠城。”听得守军胆颤心惊，不填铅弹，以空炮向外鸣放。士兵还微笑着向城外农民军挥手致意，等义军稍稍退去，才将空炮射出，唯闻空响，只见弥漫硝烟，战斗的氛围就这样被制造着，欺瞒着内廷的官员和君主。
大顺军驱赶住在城外的民众扛来木头石块填上城外的壕沟，急攻。守军急忙用西洋引进的“万人敌”大炮轰击，却误伤了自己数十人，由此可见炮手们技术的生疏，其实是不能进行实战的。城头守军有人惊呼“城已经被贼军攻破了”，守军俨然如同惊弓之鸟，顿时军心大乱，阖城上下号哭奔窜，乱成一团。大顺军架起云梯，开始攻打西直、平则、德胜三门。[8]
大顺军在攻打平则门，一个多小时后，停止了攻城。太监杜勋来到城下喊话，提出农民军“割地讲和”的方案。如果此一方案得以实施，明末清初的历史必将改写，很可能在朝廷的退让中形成农民军和朝廷联手抗清的局面，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割地求和，在中国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朝廷，很可能在驱逐外侮后，再次内战与大明争夺江山。这种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做法，对于固守儒家君臣尊卑大义的明帝国统治者实在是难以接受的建议。因为有违祖宗成法，有辱朝廷尊严。谁也不愿意承担这种丧权辱国的历史责任。
明襄城伯京城城防总司令李国桢答道：“我入你营为质，你入我营为质，你当遣人与圣上面讲。”杜勋回答：“我杜勋无所谓，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本来与杜勋就是同事，彼此相识，相互叙旧不说，放下吊绳将杜勋缒入城中，陪送他进宫去面见崇祯。
思宗皇帝正在奉先殿坐立不安，听说杜勋前来谈判，立即在平台秘密召见，内阁首辅魏藻德随侍在旁。江山崩塌，天威仍在，投降了农民军的李自成特使太监杜勋见到皇上依然心虚胆怯。
他恢复太监本色，跪倒在崇祯脚下，奏道：“臣奉秦、晋二王令旨前来拜见陛下，尚乞陛下赦臣死罪。”首先打着两位投降了李自成王爷的旗号，接着传达了李自成的三项谈判条件：
一是，请崇祯帝封李自成为王，割西北地归大顺军管辖；
二是，发给大顺军犒赏银百万两，大顺军随即退守河南；
三是，大顺军不受朝廷节制，不奉皇帝召见，但是可为朝廷平定内乱，并以强兵劲旅阻止清军南下。
杜勋希望皇上接受李自成的提议：“闯贼既封必然内可遏制各地起而造反的草寇，外可以强兵阻挠辽东强藩的入侵。”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对于一个行将垂死挣扎的帝国，虽然是不得已的妥协，但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条件。当然这也是裂土封王的意思。可见以上意见，并非李自成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然是临时起意，诚信度十分可疑。崇祯帝对这些提议似乎有些动心了，于是询问在侧随侍的魏藻德：“此意如何？如今事情已经火烧眉毛，卿可以一言而决定。”
然而，内阁大学士魏藻德却沉默着，只是匍匐俯首鞠躬磕头，始终未置一词。而思宗皇帝却焦急万分，忧虑疑惑坐立不安。他在龙椅背后站着再三向老魏咨询，希望他能够拿出决定性的意见来。老魏却始终磕头不敢再发一言。
无奈的皇帝只好对杜勋说：“你先去回话，朕计划商定后，另外颁发旨意。”[9]此处，紫禁城内君臣无计，难以定论；彼处，李自成催逼甚急，一再提高要价门槛，几近逼宫。
杜勋未还，原昌平守陵投降太监申芝秀又缒城入宫带来李自成新的条件，这是一道催命之符。据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载“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这等于是最后通牒，不仅大骂崇祯皇帝，而且请他下台。
面对这样的凌辱和催逼，崇祯帝颜面上很是过不去了，于是开始大声斥责道：“秦、晋二王乃高皇帝封建懿亲，以屏藩王家，不图嗣王不肖，既不能御匪捍患，丧厥守土，又复缅颜降贼。尚敢以巧言导朕偷生，祖宗天潢之裔，何其不知自爱如此？朕已决定一死，以殉社稷。岂能低首屈辱，以怡祖宗羞耶？”
杜勋。申芝秀之辈皆是太监，本就是察言观色的奴才，主子发怒，自然魂不附体，特别是杜勋在投降了李自成当了叛徒之后，朝廷还以为他殉难了，特别赠他为司礼监太监，锦衣卫指挥俭事，并立祠堂纪念。
为了保住小命，杜勋立即伏地叩首，调转话锋口吐莲花，开始奉承崇祯：“奴才愚钝，哪里知道天理道义，只是身蒙圣恩，诚恐圣上有个三长两短，所以总是在情急中胡说八道。今闻圣谕，豁然开朗，回去只说城中尚有精兵十万，各地勤王兵马指日可到，届时内外夹攻不在话下。料闯贼听了一定吓个半死。唯恐退兵不及，哪里还敢围攻王城。”此话一听就是巧言令色之词，然而杜勋情急中编造的谎话让崇祯帝听了很是顺耳入心。
帝王可怜的自尊得到了满足，还以为这两个叛徒依然是自己忠顺的奴才，当即下达圣旨：“尔等尽力去办吧，尚能吓退贼兵，将来援兵到了，社稷转危为安，尔等功在国家，朕不吝封侯之赏”，只有王承恩等几个亲密忠诚的太监看透了杜勋、申芝秀的巧言令色是在蒙骗皇上，主张扣押这两位奸贼。杜勋急中生智大叫道：“有秦、晋二王作为人质扣押在城下贼营，我等不返，则二王性命难保。”
其如王则尧、褚宪章等一干大太监焦急地等待着杜勋和申芝秀的安然退出，希望能够探听他们的口气决定自己的退路。等杜勋等一退出，便问他的和谈结果如何？杜勋急于逃生，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吾当富贵自在也。”也就是“我们的富贵总是少不了的”。此话为那些心怀异志准备卖身投靠的太监们吃了定心丸。
杜勋退出之后，崇祯皇帝恼羞成怒，责怪魏藻德不能在关键时刻为主子分忧，气得一脚踢翻了龙椅，甩手退朝。魏藻德等人也退出。待到傍晚薄暮时分，太常寺卿吴麟征坐西直门，登城远望但见得农民军蔽天遮日，知道大势已去，疾驰回朝，欲面见崇祯帝直陈军务，在朝门遇见魏藻德，向他说明情况。魏藻德却说：“皇上此刻心烦已极，已经休息了，不必入内叨扰。”说完挽着他的臂膀，双双离去。[10]
崇祯皇帝再也坐不住了，准备披挂亲征，但是可用之将实在太少，召来驸马都尉巩永固。按照冯梦龙《甲申纪事》的记载：是夜，崇祯帝亲自率领四百余骑兵，抵达前门，门内守军以为城内发生兵变，反而以大炮进行轰击驱散。皇帝无法，乃从白家胡同绕出登城，发现守军单薄，皆为老弱。急急忙忙去成国公朱纯臣府邸问计，而这位勋臣却在外赴宴尚未归来，崇祯叹息而回。回到内宫见到周皇后，大声叹息道“大事去矣！”夫妻相对而泣，宫人亦环绕而哭，思宗挥挥手命他们各自逃命去。[11]
十八日夜，当刘宗敏率大军掩杀过来时，驻扎外城三大营的明军守城将士已经完全无心抵抗而作鸟兽散。当大顺军久攻西直门不下时，转攻彰义门。城外炮声隆隆，火光染红了天际，惨遭杀戮的民众哭声震天，改朝换代的生死博弈在血与火的拼搏中展开。此时守城大太监曹化淳已经密谋准备献城了，当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向城内射箭进行劝降時，两位阉人一拍即合，已经达成默契，准备出卖王朝出卖主子，奴仆们的里应外合，只待敌对双方条件谈妥，交易就将实施。崇祯皇帝的丧钟已经在奴才们的贩卖中敲响。监军太监曹化淳开启彰义门，迎接义军入城。[12]不久，平则、德胜门因守城大太监王相尧等人为内应，也随之而破。李自成亲率大军疾驰蜂拥而入，一路直扑紫禁城而来，官军获悉望风披靡，皆作鸟兽散，外城被占领。
思宗在王承恩的陪同下去了南宫，登上万寿山，但见烽火烛天，狼烟滚滚伴随着农民军的喊杀声和百姓的呼号哭叫声，在风雨晦暗的京城上下流窜，整个北京城乱成了一锅粥。思宗在滚烫的粥锅中痛苦翻滚挣扎，他怀着焦急悲苦的心情在万寿山徘徊良久，愁眉不展，他感觉到了亡国的威胁。回到乾清宫，他以朱砂书写圣旨《亲征诏书》，晓谕内阁：
朕以渺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年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贤人在下位欤？抑不肖者未远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化为盗贼，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耻，莫大于此。朕今亲帅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粮马舟车，悉诣军前所用，以迁丑逆。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就是在这种内心灵魂万分痛苦，朝野矛盾总爆发的复杂心态和形势下，崇祯帝不甘心祖宗基业社稷沦亡在自己手中，他以泪水和着鲜血写下了这道诛砂诏书，明明知道是画饼疗饥，也要心怀侥幸做最后的尝试。至于诏书中所谓的“亲帅六师”，还有“分茅胙土”等许诺，都是某种脱离实际的空头支票。他自己不相信，他的部下和子民们更不可能相信。这些只是他最后坐在龙椅前的白日梦，在那里自欺欺人。他在内廷召见了以魏藻得为首辅的内阁大臣们。
帝问：“卿等知外城破乎？”
阁臣回答：“不知。”
又问：“事亟矣，今出何策？”
阁臣回答：“陛下之福，自当无虑，如其不测，臣等巷战，誓不负国。”这又是一张满载空话、套话、大话的空头支票。君臣之间，就是在家国危亡之际依然空对空地玩弄着官场的文字游戏，实际天朝君臣已经是完全无力回天了。
三月十七日早朝，崇祯召文武诸臣议政，思宗在龙案前流泪，诸臣在丹陛下抽泣，束手无策。大臣们七言八语推荐大臣领军，抵御贼寇入京，思宗一概不予理睬。只是默默在龙案上写下十二个大字“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密示站在身边随侍司礼监大太监王之心随后抹去。宦官们得到崇祯的暗示，于是更加骄狂，大骂百官“平时窃富贵，今事急，而苦吾辈用力”，并且鞭打驱赶企图上城观察战场形势的官员。
在大顺军攻破平则、彰义等门后，由襄城伯李国帧指挥的城外三大营完全溃降。大顺军利用缴获的大炮转向攻城，守城士卒很多是国祯少爷私自招募的民军，既缺乏训练，又缺粮充饥，全无斗志，听到震天动地大炮声响，早已魂飞魄散，不知所措。城防司令李国帧此刻开始焦急了，他骑着马直冲内城，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内城守卫太监企图阻拦，李大少爷不顾宦官呵斥阻挡，大叫：“这是什么时候了君臣谋求相见，不可多得。”
不一会李大少爷被崇祯宣入便殿。崇祯问：“守城事如何？”李回答道：“守城军不用命矣，鞭打一人起，一人照样卧倒在地，陛下你说怎么办？”此刻骄横跋扈的城防司令竟然问皇上怎么办？过去的巧舌如簧被严酷的形势所逼退，严酷的实战才是他真正军事水准的检验。对于帝国的忠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长期的坐而论道、骄横跋扈、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军中贪污腐败盛行，关键时刻士兵何肯效命？
此刻，长期宠幸纵容他的崇祯，只能哭丧着脸说：“诸臣误朕至此！”一时文武大员和太监数十人哭声响彻殿陛。关键时刻朝廷正待用人之际，文武大员唯有噤声饮泣，这实在是对于多年来朝廷养士政策的莫大讽刺。面对农民军大军压城，崇祯可用的力量唯有宫内宦官。他命令各监内官和小太监数千人们具上内城守备，拿出库银二十万犒军。任命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替代李国帧为守城总指挥。[13]
崇祯皇帝自己能够相信的也只有自家子弟皇亲国戚太子党们和自己身边那些奴颜婢膝的太监。他们是和自己的江山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至于文武大员们已经是风暴来临之前飞鸟各投林，有奶便是娘了。他召来了驸马都尉巩永固和自己外祖母老太后的侄子新乐候刘文炳紧急商讨对策。
当年他眼前的这位忠诚的妹夫巩驸马眼看京城不保，对皇帝提出一个完全可行的建议：“不如赶紧迁都到南京，凭我的力量，招募几万人应该没有问题。大明从前的都城在南京，南方人对大明一直很有感情，很忠诚，可以从长计议，再图复兴！”崇祯皇帝没有听从迁都的建议。等到京城被围将被攻破的前夜，皇帝召来妹夫说：“你现在能不能招募人手？我想迁都到南京去！”
老实忠厚的驸马爷说：“当初我还有把握，可是现在……人心离散，只图自保，我没有办法，一个人都招募不到啊！”
皇帝又说：“那么，你能不能带上家丁护送太子到南方去？”
巩永固说：“家丁怎么能抵挡强贼呢！不足以保卫太子冲出重围。再说，我一向恪守本分，从来不蓄养家丁。不要说家丁，就连我自己，一向跟在皇帝身边，为了避嫌，手里连半个武器都没有！”[14]
王朝军队原用于抵抗的所谓万人敌红衣大炮反被农民军用于攻城。内城守军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当时登城守御的兵卒仅五六万人，外加数千小太监，根本难于抵御潮水般涌来的农民军。满朝文武各自逃命，只大学士范景文等几个大臣照常入朝随侍，整个乾清宫冷冷清清，微闻紫金城外杀声震天，哭喊声犹如鼎沸，唯见火光烛天，繁华的京城已成一片焦土。此情此景，君臣相对流泪无言。崇祯帝挥手让范景文等退出，自己独自一人去了皇极殿在太祖皇帝像前嚎啕大哭，却无一人前来劝阻，直哭得泪湿龙衣，泪尽血继，声嘶难以出声。
崇祯皇帝不是昏君，当然也算不得明君，对臣工的苛刻，使他在王朝覆灭之时只剩孤家寡人。而王朝所奉行的程朱纲常礼教，通过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教化，已经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的骨髓，尤其是知识分子，造成了一批批为王朝殉节忠臣义士烈妇烈女，士风浓烈的江南尤甚，后来的实践证明，看上去柔弱文雅的江南士民是对清贵族入侵抵制最厉害的大明子民，因而也是清杀戮最凶残的地区。所谓扬州、江阴、嘉定都发生了最最激烈抵抗，也酿成了最最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这是崇祯王朝覆灭以后的事情了。
而那些在王朝升平时期吹牛拍马之徒在大厦将倾之时却腼颜事敌，引狼入室。这种忠奸不同道，水火不相容，冰炭难同炉的官场生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尤其在天崩地裂的改朝换代之际，表现尤其突出。这类两面人生的丑态，在冯梦龙后来追溯的《甲申纪事》中有精彩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