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科举制度的创立
王朝官僚结构的基础乃是人才的拔擢、官僚队伍的组建，这是帝国的执政基础。当武将们功成身退，以杯酒释兵权被荣华富贵圈养，或者被炮轰功臣楼处死，谋士们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被流放，协助太祖高皇帝打天下的那一代被作为子孙后代接掌政权的障碍一一剪除。
这就是朱元璋对太子朱标批评对于臣下过于残酷后，丢在儿子面前的那根带刺的蒺藜，他是在为接班人的掌权剪刺，老子的深谋远虑却不一定为儿子所理解。但是儿子早夭，新即位的孙子朱允炆在政治上倒也少年老成，接受汉代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开始削藩，却反而为藩国所治，建文诸臣遭到了燕王朱棣的残酷诛杀，这些文臣武将可都是太祖爷爷留下的宝贵财富啊，尤其是那位抱着舍生取义效忠朝廷的通硕大儒方孝孺，可确实是代表文官中的佼佼者。
治国理政需要走狗和鹰犬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帝国建政时期的高筑墙、广积粮已经完成，是到了称王称霸的时候了。王霸之业首要在于统摄人心，亟需筑起另一堵心灵的墙壁，归拢人心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将帝国那些有文化的子民圈养在王朝的城墙之内，这当然不单单是指物质上的，而是指思想文化的牢笼和高墙，省得这些读书人胡思乱想，枝蔓旁溢，红杏出墙生出是非而危及政权安危。
也就必须建立完备的科举制度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增强文人们的政治意识以共识来统治天下。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程颐、朱熹的“从天理而灭人欲”的理论，无疑是帝国的首选，政治是要讲大局的。大局就是帝国江山的永续永固，也即保证祖宗基业的永不易主，确保朱明帝国的皇祚绵延万世永固。
朱元璋在起兵初期，就注重选拔人才，偿命各级官府每年推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如果遇到兼通文史者也在举荐之列。随着思想文化程度在定鼎江山过程中的不断提高，朱元璋发现儒教自从在宋代经过周敦颐、程颐、张載、朱熹等一帮儒学大家改造后，变成了道学，按照冯梦龙的通俗化解释说：
道乃道理，学乃学问，有道理，便有学问，不能者待学而能，不知者待问而知，问总是学，学总是道，故谓之道学。[1]
起自草野的朱元璋几乎是个文盲，他对于道学的理解在于他的敏而好学，勤而好问，因此，学问不断长进，这也归功于他身边那些儒家谋士不断增加，对他加以理论上的灌输有关。比如他的谋士群中刘基、朱温、宋濂、李善长之流都是学问大家一代硕儒，耳濡目染使他也成了半个儒家，尤其是看到“周程张朱之徒，皆以一介书生，教授后进，隐然以道统为己任，其学以致知力行为主，而归于本诚，故宋室之亡，节义之士独多。盖贤贤之提倡大矣。”[2]尤其是王朝沦亡之际，那些保持节义的大臣几乎都是儒家学者，如文天祥、陆秀夫等都是饱学之士，崖山一战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真正是进也忠，退也忠，危难之际见臣忠，帝国难道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忠臣义士吗？
洪武二年，老朱命五经博士孔克仁教授自己的儿子诸子百家经典，并且命令功臣子弟一并入学听讲，同时昭告天下州府县设立学校。洪武六年，暂停科举，令官府举荐人才，以道德品德为主，才艺为辅，对那些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秀才、人才、耆宿皆礼送进京，量才擢用。各省还选拔人才进入太学学习名曰贡生。
洪武七年，下诏修缮曲阜孔庙，以孔子、颜回、曾晳三家为学说教授族人。洪武八年，昭告天下建立社学，请儒生教授民间子弟。
洪武十三年，昭告天下学校师生，政府每天资助膳食。
洪武十五年，诏诣国子监，祭尊儒学先师，是年八月，恢复科举考试，以后每三年一次成为定制。朱元璋对于帝国人才培养的计划步步推进，紧锣密鼓，一着不落。此时朝廷文官选拔，举荐和科考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
洪武二十五年，惊世大儒方孝孺在四川汉中出山，被聘为汉中府学教授，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被封蜀王，闻其贤名，聘请他到成都为王府世子老师，命名读书之处为正学。建文帝继位，方孝孺被诏到南京为翰林院侍讲，后转文学博士，成为朱允炆的老师。
朱元璋开始修筑一道思想文化上的高墙来统摄人心，当然高墙之上红旗高张，那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承诺和“读书做官”的吸引力。朱元璋揭橥这面大旗和当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具有同样的意义，也就是功名利禄收买效忠朝廷的治国理政人才，这对天下读书人是颇有诱惑力的。宋代的程朱理学已经久经历练十分成熟。元代不谈，犬戎统治，何来文化？太祖以来开始推崇程朱理学，于是太祖皇帝开始将目光投向宋代孝宗皇帝在乾道四年（1168年）修建的县学、府学考试场所，进行扩建建立江南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