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海洋文学的文化根脉
任何文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和其他社会活动息息相关，彼此产生或隐或显或微或著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论，对文学影响最直接、最突出的应是广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面对这样一个包孕丰富，同时兼具历史嬗变性的庞然大物，我们只能从思维上将其视为文学的母体展开相关探讨，但在可操作层面，我们只能根据文化对具体研究对象的作用大小，撮其要，选取重要关联的几个方面展开。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把山东海洋文化作为山东海洋文学生成的首要背景来观照。何谓海洋文化呢？这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概念，在海洋文化研究方面很有影响的曲金良教授曾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参考性定义：“海洋文化，就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源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1]而谈论海洋文化，又须以地理环境为起点，因为地理环境不仅在某些方面直接对人的生理特征产生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地理环境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的心理间接发生作用，而这些影响和作用又因人是文化的主体而雕塑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现在大家普遍认可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从自然地理环境特点来看，山东可谓得天独厚，既稳居陆地，又濒临大海，皆得海陆之利。其半岛三面环海，北接渤海，东面黄海，海岸线绵延曲折，以3121公里的曲线美位居全国第二。山东沿海岸线有天然港湾20余处，有星罗棋布的岛屿299个，再加上从海岸向内陆大约30－60公里的沿海地区，便构成山东的海疆地域。
山东海疆有悠久的文明烛照。根据考古专家对日照近海遗址和蓬莱遗址的研究，学界达成这样的共识：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山东海疆就有居民活动。在黄、渤海沿岸一带发现的多处“贝丘遗址”说明当时的山东先民已经懂得食用海洋贝壳类生物，已经与海洋发生了联系。进入北辛文化时期（距今7300－6100年左右），山东沿海出现了居址较为固定的定居点，如烟台白石村、福山丘家庄、荣成河口等。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6100－4600年左右），沿海居民日渐增多，胶县三里河、莒县凌阳河和大朱村、日照东海峪、长岛北庄等遗址，均沉积着先民的印迹。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渔猎工具，如鱼钩、蚌刀、鱼缥、石网坠等，见证了山东早期海滨居民的渔猎活动。之后，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山东沿海活跃着被惯称为东夷的部落民族。夏商之际，他们生息于海滨，渔猎技术和捕鱼能力均有所提高，部族势力强大。西周时期，因齐国的扩张，东夷步步退缩，终于公元前567年被齐国吞并，山东沿海遂成为齐国疆域。齐国推行“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经济政策，实行宽容、尚贤的政治方针与民主开放的文化策略，形成相对独立的、海洋特征突出的地方文化。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山东海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汇入了大一统的格局，其地方文化受到整体民族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势必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同时，秦始皇既重视沿海开发，曾几次巡游山东沿海并下令建设古琅琊港，又妄图长生不老，派徐福入海求药，推动了山东海洋文化的发展与延续。汉武帝于山东海洋文化的作用，类似秦始皇。秦汉两朝成为山东海洋文化初步繁盛的时期。
隋唐至宋代，山东海洋文化进入鼎盛时期。登州、莱州港成为当时中北方名噪一时的航海贸易大港。自山东半岛出发的北、东、南海上航道往来畅通，可抵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中国南方。元、明、清三代，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山东海洋贸易与经济受挫。但明清时期为抗击倭寇侵扰建立的海防体系，为山东海洋文化增添了新的光泽。1895年，中日甲午威海一战中奋勇抗敌的军民，成为山东海洋文化中气壮山河的一页。
总之，山东海疆农工商兼重的物质文化和具有开放、浪漫、神秘等多元色彩的精神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时期，绵延不绝、熠熠生辉。
沧海几变桑田，人间代代更换。贯通几千年之久的山东海洋文化，几度盛衰、几经变化，及至20世纪，其独特性还会延续下来并对海洋文学发生影响吗？其科学性、可靠性何在？也许有人要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也是笔者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山东海洋文化的独特性能保留并对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发生作用，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整体而言，在经济形态主要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历史时期，地方文化也因经济的地理性而保持着独立品格。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地理条件为前提的生产、生活因人们认知水平、科技手段的提高会出现大的改变，但彼此之间的差别还是明显的。比方说，同是渔民的生产与生活，20世纪与18世纪有天壤之别，但这种差异比起同时期渔民与农民的差异，显然还是较小的。因而，山东海洋文化的独特性是可以存续的。20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逐渐走上多元到单一的历史进程，交通的便利、交流的频繁都使得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不断弱化，但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风俗习惯仍具有稳定的地理性。因此，大体而言，在20世纪山东海疆，地域性海洋文化特质仍顽强地保留着。
其二，历史从来不是间断的，是连续向前，甚至相同的事件重演，如20世纪前半叶山东海疆就重复着明清两代被外族侵略、欺压的历史。因此，历史不会消失，它写在每个中国人的教科书上，也流传在老百姓的茶余饭后，它一次次呼唤着我们的国防意识与爱国主义情怀，勾引着我们与海疆相关的其他记忆，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形态，造就着我们的文化。
其三，被历史风尘塑造出的文化往往是根深叶茂，虽然会因政治、经济、科技等影响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其独特性并不会消失殆尽，如张炜这样谈论齐文化：
齐国的文化从来没有跻身于正统。它作为一种被消灭了的亡国文化，后来只有在民间流传不息，特别是在东部半岛地区，在古登州一带，仍然还算是这里的文化主体。……这种文化在冷战和商战时期都不太能找到合适的土壤，只是存在着，暗暗呼唤着生命中的一部分能量，永远都不会消失。[2]
并且，在地方文化影响下的民风民性、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因素相对更稳固地蔓延着，与文学的关系也更密切。
也许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都可以归结到“传统与我们”的统一关系中得到解释。朦胧诗人杨炼曾对这一关系作了形象的表述：
它（传统，引者注）早已活着，现在活着，将来也会继续活下去。它不是一个词，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条河，一座连绵不断的山脉。它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细胞中和心灵的每一次颤动中，无形，然而有力！它使我们不断意识到：昨天存在过，还会永远存在在那里：在渐渐远去的未来者眼中，昨天和今天正排成一列，成为各自时代的标志。
而其深层的发现告诉我们：对传统的承继往往是不能直接看到的，它们是“内在因素”，是“指那些摒除了单纯外部特征后而使传统仍然成为传统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我相信，任何个人的创造都无法根本背叛他所属的传统。”[3]
那么，广袤的山东海疆在地理与人文的共同熔铸下形成了怎样的文化样貌，其海洋的影响究竟如何发生？又具有哪些对20世纪海疆人民依然发生影响的重要质素？这是我们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不过，虽然引入“文化”的视角，但我们讨论的核心仍是文学，我们只是为了更深入、清晰地呈现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的来龙去脉才探讨山东海洋文化的相关要素。因此，笔者从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的阅读感受出发，将那些与之有紧密关系的文化因素引入讨论范畴，如当地的生态环境、政治变迁、历史事件、民风民俗、价值观念、宗教活动、文学传统等。具体来说，我将围绕三条线索展开山东海洋文化对海洋文学的影响研究。一是立足地理特征，分析独特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对山东海疆民情民性、民风民俗的造就。二是考察政治地位与历史事件，从中把握山东海疆人民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三是细究滨海环境对居民深层思维方式的影响，触及山东海疆神话、仙话、宗教等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