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沧海之险
拥有“渔盐之利”的同时，山东海疆居民也饱受了沧海无边无靠、海水肆虐猖狂、风暴狂野凶猛等地理劣势。在海洋知识、海洋科技缺乏的时代，海疆人们的人身财产和生活生产在海洋狂虐时岌岌可危，人们在了解海洋、寻求规律的过程中，记下了沉痛的灾难。
山东沿海的海洋灾害类型繁多，有风暴潮、海冰、海雾以及大风海浪等引起的海难事故，其中爆发次数最频繁、破坏性最强的就是风暴潮灾，也称海潮或海溢。
山东海域有文字可查的风暴潮早在西汉初元元年（前48年）就发生过，万历《莱州府志》对此的记录是：“初元元年，北海（笔者注，今渤海）溢流，杀人民。”这之后，反映海难的诗文、史料层出不穷。如北宋1053年三月，寿光、千乘沿海发生大风海啸，两县受灾严重，时任青州通判的黄庶曾写诗描述灾后景象，其诗题《皇祐五年三月乙巳，齐大风，海水暴上，寿光、千乘两县民数百家被其灾，而死者几半；丞相平阳公以同年李君子仪往赈之，以诗见寄，因而和酬》即是灾难的客观记录，诗中着重突显盐民的悲苦：“盐民没利家海隅，奔走末业田园芜。天意似遣阳侯驱，卷水沃杀煎海炉。怒涛百尺不及逋，老幼十五其为鱼。”又如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23记载明万历四十一年七月：“蓬莱、福山、文登等县异风暴作，大雨如注，经三昼夜，庐舍倾圮，老树皆拔，禾稼一空，蓬莱海啸入城，沿海居民溺死无算。”
及至20世纪新中国成立前，风暴潮的侵袭依然如故，以下的表格让我们一目了然。
20世纪上半叶山东海潮灾害统计表[4]：
其中，1939年台风、暴雨引发的大潮灾尤为严重，几乎波及了整个山东海岸，不妨仔细一看。8月11日，渤海南岸北风大作，海溢六十里。无棣、沾化、利津等县淹没耕地619万亩，倒塌房屋4．5万间，死伤约500人。寿光沿海同时发生大海潮，羊角沟最高潮位6．99米，海侵30余里，盐田全被淹，倒塌房屋数百间，漂没船只数百只。昌邑海水溢，入侵60里。[5]8月31日，台风在胶州湾西岸登陆，而后穿越山东半岛，在青岛登陆，青岛地区潮水猛涨。青岛海岸低洼住宅区，尽成泽国。狂风、暴潮、大浪、暴雨共同肆虐，房屋倒塌1092间，浸水住宅3833间，冲毁道路94条、桥梁26座，淹没田禾9119亩、果树17235株，损失船舶143只，死亡17人、伤4人，灾情极为严重。[6]
扬帆出海在某些艺术家笔下乘风破浪、自由潇洒，但那只是拉开距离，以审美的眼光渲染润色的结果。事实上，海上航行除了要经受狂风暴雨的洗礼，还要克服礁石林立，还要回避海滩、险滩的危险航段，渔民的头上像是高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在船毁人亡等恶性事故的威胁之下。以下简单列举的20世纪前半叶因风浪而起的海难事故就直截了当地为我们呈现出靠海生存的险恶。
1901年8月4日至5日，青岛大风巨浪，使码头、堤岸和停泊在胶州湾的船只造成很大损失。
1906年12月18日，烟台道大风袭击，船只损失惨重，码头被毁。
1908年烟台台风，沉船多艘，七百余名中外船员遇难。
1910年12月，烟台大风、大浪，港口船只、货物损失惨重，死人很多。
1911年3月21日，长岛大风，砣矶岛、崆峒岛等处毁船54只，330多名渔民遇难。
1913年12月，烟台大风，美孚石油公司两只驳船被风浪打沉。
1916年12月，往返青岛大连的日东轮“阪鹤丸”，在烟台海面遭风沉没。
1917年2月大风，烟台损坏渔船甚多，沿海渔户都有青壮年死亡。
1930年海阳县海上狂风骤起，黄家村淹死渔民4人，高家庄淹死渔民5人。
1931年6月16日，招远阵风8级，30名出海渔民罹难。
1932年2月5日由青岛开往胶州的慎记轮因风浪沉没。全船百余人仅1、2人生还。
1936年春，牟平大风、大浪毁船43只，丢失渔网243块、死亡25人。
1939年7月26日，集结在蓬莱刘家旺待命参加长山战役的岛内132只帆船，遭受罕见的十二级强台风袭击，全损78只，重损27只，3名渔民罹难。
1943年冬，海阳海上大风，羊角沟西一船沉没、死17人。
1946年4月16—18日大风，烟台港沉船174只，死亡171人；17日，长岛损坏渔船67只，丢失21只，损坏渔网873吊、丢失192吊，死128人；威海毁船18只，死亡45人；8月末，大连至栾家口商船遇大风翻船，死10人。
1947年11月24日，国民党军用“华泰轮”装载炮弹枪支，在青岛崂山头因风浪沉没，22人死亡，5人失踪。[7]
海难造成的灾难是巨大而记忆深刻的，如1911年3月21日，在崆峒岛以北海面进行捕捞作业的长岛、崆峒岛等地的渔民，因风气陡急，难以趋避，造成50多只渔船翻沉，300多名渔民丧生，崆峒岛村80%以上的渔民有亲人遇难。长岛、崆峒岛两地渔民定此日为“渔忌日”，发誓今后绝不在此日捕鱼。
另外，从山东海边居民安置住宅的特点与变化之中也可以看出滨海之地不利的一面。一般来说，除了渔民与灶户之外，不论是居民选址还是政府设置，都不会选择临海很近的地方。一般居民大多选择依山临海或顺河入海的近海地域，大一点的城邑还会建在离海稍远的平原旷地，只有后来由军事卫所改制的威海、荣成等地才贴近海岸线而建。青岛、烟台等海滨城市，只是在近代开埠之后才蔚为可观。其原因就是海滨地带土地稀少而土质贫瘠，单纯依靠海洋所得比不上沃土千里的农业所得，靠海而居、海上生产所承受的风险也远远大于陆地上的居住与耕作。因此，在农业没有出现之前，山东沿海居民单一依靠捕获、采集海产品为生，居住地离海较近。及至农业发展较好，足以满足生活所需时，海滨的山东人大多以农耕为主业，自然不必靠海而居。而到明清之际，山东海疆地区出现居民从内地移向海滨的现象，海边居住人口增多，其原因不是海滨的天然优势超过陆地，而恰是内陆生存条件更好，有限的耕地等资源已被占用，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海岸线方向进发，进一步加大对海滨的开发。这时，既下海捕鱼、又耕种薄田的组合型经济才显示出一定的优势。
盐民的辛苦也让人常生恻隐之情。请看清末民初浙江定海流行的一首《盐民谣》：
凌晨出门鸡未啼，头顶烈日晒脱皮。
十里海滩挑海水，夜晚回家星出齐。
刮泥淋卤堆成山，百担咸泥晒担盐。
官家收盐杀盐价，担盐换米粥一餐。
我们当然想得到，盐业生产的自然之苦并非清末民初浙江所独有，而是一直普遍存在的现象。
因此，大体可以说，比起农业，渔盐业生产的辛苦与风险程度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是略胜一筹。出海可能遭遇的灭顶之灾上面已经分析。即使平安顺利，在鱼汛期，渔民长时间漂在海上，过着远离家人的生活，不仅食宿差，而且有时昼夜不歇、劳动强度大，常常导致胃病、脊椎病如影随形。当然，农民的耕种也耗时耗力，也会遭遇颗粒无收的灾年，也会有其他的意外，但总体而言，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直接的生命危险是较小的，生产生活是顺应自然的，对身心的损伤会略少一些。因此，黑格尔说：“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