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的理性精神

与现实性与道德诉求相一致的，山东海洋文学神秘之作的另一个特性是非理性之下的理性色彩。这就是说，与其他地域的作家相比，山东海洋文学的神秘主义作品的非理性气息要淡薄一些，而灌注在其中的理性成分与意识要浓厚一些。这一点可以从对梦境、死亡的具体书写的比较中得出。

梦作为人类的心理现象，忽此忽彼、飘飘忽忽，总体上具有神秘、不可解的非理性特征，但在不同的书写中，梦的非理性特征还是有轻重、淡浓之别的。有研究者作这样的总结：

新时期有大量的小说中涉及的梦境有两种：一种是可以解释的，与某种经验联系直接的简单的梦，一种是无法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来解释的神秘得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的梦。^[45]

显然，第一种梦境的非理性色彩要轻淡一些，而第二种要浓重一些。新时期的大多数作家钟情的是第二种梦，如《白鹿原》的第一章这样叙述白嘉轩的第六个女人胡氏的梦：

她说她梦见他前房的五个女人了。那五个女人掐她拧她抠她抓她打她唾她，都争着拉他去睡觉。令嘉轩大惑不解的是，胡氏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而她说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

作为继任，胡氏当然在心理上很在乎前五个女人的存在，因此梦见她们是符合胡氏的心理真实的。但没有见过死者，却能准确地说出每个人的相貌特征，这该如何解释呢？难道有不散的阴魂在作怪？难道人鬼是能够以某种不测的方式沟通的？提这样的问题均是理性思维的惯性作用，作家这样写的本意就不是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认知，而是营造不可解的非理性的氛围，凸显原始文明的遗存。可山东海洋文学的神秘之作所叙写的梦境偏偏是第一种。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鱼的故事》《父亲的海》中写到的都是鱼儿幻化为人进入海滨之人的梦境之中。梦中的情景和人物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梦中的预兆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呈现。梦尽管也有着不可思议的神秘，但总是能找到与现实生活的具体联系。这样的梦境几乎就是对现实的呼应，且可以用民间广泛接受的万物有灵、因果报应的道德理念解释。因此，其理性意味如盐在水中，虽看不到，但尝得出。这一点正是山东作家现实情怀、道德意识强盛的结果之一。

即使是神秘的死亡，在山东海洋文学作品中，也大多有着道义的背景。宗良煜的长篇小说《蓝色的行走》，曾写到“海王”最初做船员时，遭到船长与其他船员的不解与欺辱，结果一瞬间，羞辱“海王”的人员统统毙命。虽然这些人的突然死亡不能得到科学的合理解释，但其根源仿佛就是他们的不义行为。这样的死亡，是符合“恶有恶报”的民间道德的。张炜的《鱼的故事》《父亲的海》、王润滋的《海祭》中写到的死亡，也有着同样的道德缘由，都是惩罚性的死亡；并且，是和海上风浪的难以预见性、突发性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可思议的同时，有着更容易让人说得过去的客观理由。

对比先锋小说中的神秘死亡，山东海洋小说的神秘中暗藏的理性特征更明显。我们看余华的《世事如烟》。这仿佛就是一场怪诞之死的大会展：灰衣女人在衣服被汽车压过后无疾而终，司机在婚宴的厨房里流出几缕暗红色的血，第六个女儿穿着鲜红的毛衣而死，少女和瞎子的尸首双双浮于河上……在这一作品中，死亡是突然落下的无因之果，没有蛛丝马迹，没有可能的背景，没有任何稍微能站得住脚的丝毫理由，死亡似乎本来就该是无来由的。

总之，我认为，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神秘主义创作，山东海洋文学的相应作品在感性神秘的同时，表现出较突出的现实针对性、道德诉求性与深层理念性。这和儒家的文化积淀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关系。该怎样评价这一趋向呢？有学者这样认为：

沉重的道德理性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山东作家过多地自觉、不自觉地钟情于社会学层面的价值判断，过多地自觉、不自觉地幻想着文学范畴之外的义务，沉重的理性光晕使艺术之灵缓慢地扇动美丽的翅膀。但是，这种道德理性精神却具有无比可贵的勇气。^[46]

我赞成这种观点。道德理性精神确实是山东作家仿佛天然的价值取向，这使得山东作家在异彩纷呈的文坛中显示出自己的地域烙印。这特性总不免是优点与劣势的杂糅、融合；此一面看，就贵重如金，彼一面看，就笨重如牛。但对于海洋神秘之作来说，似乎恰恰完成了互补互利的组合。神秘主义的创作本身是诡异迷幻、混沌莫名的，是感觉化、情感性的，是用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观照现实，是接收传统民间文化中的情感寄托，是扇动想象的翅膀飞扬艺术的灵思。在此基础上，再突出现实的社会问题与理性的道德批判，不就形成虚与实、感性与理性、美的飞逸与善的落实的互补与融合？这可以为一些“为神秘而神秘”的创作提供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