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豪悍尚义
“渔盐之利”与沧海之险世世代代在山东海疆居民身上发挥作用后，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马克思指出：当人们从事某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9]“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这就告诉我们，在一定地理环境下进行的长期的物质生活实践活动，会对该地域的人们起调形塑性作用，会影响民风民情，会造就与自然条件、生产活动相一致的性格气质与心理状态。那么，山东半岛的情况是如何呢？
一方面，渔盐之利让山东海疆人们将大海当作物质的源泉难以离开；另一方面，沧海之险又给山东海疆人带来劳作的艰辛与巨大的风险。这二者的矛盾如何协调解决呢？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怎样才能做到利中取大、害中取小呢？不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方式是顺应自然亦征服自然，是提高自身亦克制自身，是以人类的心性与智慧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人的一方面而言，其结果之一是斗志被激发、勇气被提升，正如黑格尔所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11]梁启超也有类似的认识，他说：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于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12]
因此，山东海疆之民在自然的险恶中锻造出敢于并能够在沧海之险中获取渔盐之利的豪放霸气、强悍任侠的身心，并以此为基点进行价值判断与精神定向，形成一个地域被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代代积淀，遂形成此地的精神文化世世相传，由古及今。
自古以来，人们有关山东海疆地域民风民性的体会证明了我们以上的推论。我们略举几例。《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88有这样的论断：“登莱濒海多盐徒”，“其民悍，敢于武断”。又《方舆胜览》有言：“蓬莱介乎山海之间，土疏水阔，人性刚强。”明代名臣、“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族祖出自山东琅琊郡王氏，他本人获进士后曾任青州兵备副使。以自己家族的渊源与亲身体验，王世贞对青州之民作出这样的判断：
青与郡国，最号难治。……即野负山铸山，负海煮海，大豪骜然挟中猾佐而驱使民，威重于使，且谓：使孰与我大也。民之听豪也，便于听使。然俗又好任侠，慨不快意，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御敛、铸钱、掘冢，固人人少年翁伯也。
比王世贞年少20岁的浙江人郑汝璧曾任山东右布政、巡抚，也有同样的感受：“青州地方辽阔，民情强悍”[13]。
在生产工具落后、科技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类从自然中夺食，尤其是在远离大陆、漂泊无依的大海上活动，就要更多地依靠群体的力量与合作的精神。这些生活经验的累积逐渐上升为价值判断，智慧的人们为了将成果长期化、普遍化，让大家不断地从中受益，就用习俗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山东海疆就有在孤岛上设粮仓、备生活必需品、供被困者自取的习俗。如莱州海面有一座方圆0．5平方公里的海岛，名芙蓉岛。在很早以前，莱州渔民将此岛作为躲避风暴的泊点，在其上建筑神庙和小型粮仓。宋代朱彧在《萍洲可淡》卷2中记载：“莱州府东门外十五里，下瞰海咫尺，东望芙蓉岛，水约四十里。……岛上有神庙，一茅屋，渔者至彼则还。屋中有米数斛，凡渔人阻风，则宿岛上，取米以为粮；得归，便载米偿之，不敢欺一粒。”这正契合冯友兰所言说的人生境界之二：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处于功利境界下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有确定的目的且能明白它的意义，而其目的是追求个人的利益。刚才我们所谈，起初打算在孤岛上设置避难点的人，恐怕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安危，想要解决的是自己的困境，这就是一种功利状态。但利与义并非不相关，“二者表面相反，实则相需相成。”[14]这也就是说，同样一个行为，主体能由利己想到利人，甚至考虑到为了利己必须同时或首先利人，于是就从为个人谋利益走向为社会谋利益，就由功利境界升华到道德境界。
因此，我们认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海疆人民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战胜巨浪滔天、神秘莫测的大海，遂发展出互助重义的习俗。而任何习俗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精神蔓延与塑造的力量，会由相应的习俗产生相应的道德观念。所以，山东海疆之民遵奉义薄云天、舍生取义的道德高品，就水到渠成了。历史上流传的山东海疆人让人叹为观止的惊世壮举也就能够理解了，如战国时田横之事。
田横和兄长田儋、田荣，是战国时期齐国狄县（今山东省青高县东南）的豪门大族。趁秦末大乱，兄弟三人想要复兴故国，“齐人贤者多附焉”。田儋、田荣曾相继自立为王，但后来都被击败而亡。田横几经周折，在西汉统一后，不愿与新政权合作，据守在海州东海县（今山东即墨县东北）一岛上，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担心这些人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便下诏让田横回朝。田横不肯，他表示愿为庶人，与众人在海岛上度过余生。刘邦并没有善罢甘休，继续派使者前往海岛招降。田横被逼无奈，遂拔剑自刎了。而田横的五百部下，得知田横自杀而死后，也都慷慨地自杀就义。世人惊感田横岛五百义士大义，拾其遗骨，合葬于岛顶，并立庙祀之。这些古迹早已被海盗所毁，但尚存“齐王田横暨五百义士之位”的石碑。他们当初避难之岛改名为田横岛，是现今青岛十大景观之一。田横岛顶上，五百义士墓气势非凡，与环岛周围的催诏、悬羊击鼓等田横遗址共同昭示着为世人景仰的高义之德。
《后汉书》卷11《刘盆子传》记载了另一件发生在山东海疆人民身上的义事：
天凤元年，琅琊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诸吏叩头为宰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以其首祭子冢，复还海中。
这一被俗称为“吕母起义”的历史事件，反映出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激化，折射出官逼民反的历史规律，吕母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从山东民风民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一发生在山东海疆人民身上的事件反映出的是山东海疆人重情重义、不甘暴政、敢于反抗的特性。现在，山东日照境内奎山西麓的崮河崖上，吕母起义的点将台犹存，被称作吕母崮，其遗迹的保留与维护显示出当地民众对吕母等精神的敬重与景仰。而之所以仰慕，是由于大家的价值判断与精神追求是与之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