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的民族差异
在茫茫一片、浩瀚无边的大海上，一艘远洋轮船仿佛一座移动的孤岛。在其上，大家朝夕相见，彼此之间互为镜子，每个人的行为举止、神情态度都映照而出。空间的封闭有限在客观上促成私人生活的透明开放。由此，一个重要的窗口——性爱生活出现了。透过这个窗口，作家塑造了性貌各异的人物，着意展开的是具有民族差异的性爱心理，借之折射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构造。我们来看宗良煜的远洋小说。
在《船长的女儿》《苏伊士之波》《与魔鬼同航》等作品中，呈现出的西方船员的私生活是无比自由开放的。船员在工作之余，既可以和陪伴在身边的爱人或情人卿卿我我，也可以上岸花天酒地玩一场或招妓上船就地云雨一番。如何消磨自己的闲暇时光全凭个人的意志与兴趣，船长不仅不管不问，还会为之提供方便。此外，再没有任何团体、个人能要求、规范他们，也没有纪律、规章制度的限制，一切悉听尊便。
而中国船员呢？却是天壤之别。
中国远洋船上没有女船员也不准带异性，这是我们在国际航海界的一大特色；二大特色是中国远洋船永远拒绝外国妓女踏上甲板；三大特色是中国远洋船员下地必须三人同行而且绝对禁止进入国外色情娱乐场所。[15]
这只是一句提纲挈领式的概述，作品中当然还有许多与之呼应的活灵活现的具体情节，都是我们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如偷窥他人生活、对他人和异性的交往指指戳戳议论纷纷、集体开会提醒大家注意生活作风或批评某人生活腐化之类等。这些生活景象直到今天还未销声匿迹，因为其中涉及的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生活现象，而是包含着中国人对待私生活的一致态度。在中国，男欢女爱向来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与家庭伦理、家族荣誉、行政规定、社会道德等捆绑在一处。因此，个人没有全权处理自己的情爱生活。
为什么同时代同轮船的中西海员在性爱生活方面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呢？这就要从各自不同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道德追求等方面得到解释。
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随着新兴资产阶级荣登历史舞台，反对封建专制与神权压迫的社会斗争与思想解放一浪高过一浪，在意识形态上层逐渐形成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体系。在此观念下，一切价值都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即目的，具有最高价值；个人拥有高度自由，可以自我支配、自我控制、自我发展，反对国家、社会、集体对个人的干预和限制。这种观念绵延而下，直至20世纪60、70年代，全面影响到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使得西方出现了超现代的个人主义社会。这种态势到如今也未改变。其利弊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如此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性爱、婚姻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个人的私生活，是不受他人、团体、社会、国家等外在客体干涉的。
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以个人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家庭、家族、集体、单位才是普通中国人社会身份得以认定、体现的砝码与标签。有学者从婚姻观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社会的变化，认为“从社会制度上看，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传统时期（1949年以前）的家长制到集体主义时期（1949－1979年）的专权制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制的变迁”[16]在传统时期，我们以家长为圭臬，奉行封建宗法伦理道德。到了集体主义时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国家为中心，高举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大旗。虽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内涵上与封建宗法集体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二者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方面却是一致的，都坚持以群体为本位，都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个体对于群体的义务和责任。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马克思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这种社会结构与价值框架下，个人的一切都与家庭家族、国家机构息息相关、荣辱与共，性爱生活当然也不例外。对家庭、家族而言，男女交欢是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头等大事，岂能容个人独断专行？家法、家规瞪着不倦的眼睛，不分昼夜地监护其成员。对集体、单位而言，男女交往是保持安定、维护道德、清洁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人的白眼、纪律的严明随时发挥着监督、惩戒的作用，哪能任凭个人肆意妄为？
我们讨论的山东远洋小说是以80年代前期为背景，这时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宽松的迹象：
在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制度和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特点是由过去的集体主义和专权主义逐渐走向民主和自由，这主要表现在去政治化、去集体化、去集权化以及市场化。政府逐步减少对地方、组织和个人的行政干预，逐渐退出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17]
另一方面，原有认识依然延续。因为观念的变化在整体上与社会制度的变化相伴随，但又常常存在超前或延后的情况。超前往往体现在先觉者身上，而延后更普遍，为普通大众所秉持。因此，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旧的社会制度终止了，但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却不会戛然而止。这一点，我们在宗良煜的小说中得到印证。中国船员在私己性的性爱生活中受单位规定限制、受他人窥视与议论的情节，直接表明带有家庭化、集体化、集权化、道德化的性爱观念在80年代前期依旧存在着，且涂着浓重的中国色彩，显出中国文化的传统根性。
透过性爱这个窗口，山东远洋小说不仅在客观上为我们呈现了中西群体性、个人化的制度、文化的深远影响，而且还深入到性与爱的深层与细处表现中西差异，为我们感受、思考人性的社会性因素提供生动的文本。这方面的作品有宗良煜的小说《船长的女儿》《重归苏莲托》《苏伊士之波》《与魔鬼同航》等，其中反映差异最集中、最突出的当推《苏伊士之波》。
差异凸显在法国船长与中国大副身上。船长名叫范·盖达斯，正当三十五岁的大好年华，已经历二十年的海上生涯，成了经验丰富的航海家。船长生性热情开朗、放荡不羁，与他的航海经验同样丰富的是他的性生活。在他的价值天平上，女人如酒，可以舒缓、排泄他在漫长、单调、紧张的航海工作中的劳累与压抑。且他推己及人，放假让船员买醉寻欢。欧洲船员都如他所料，寻乐而去。而中国船员纹丝不动，这让他极其诧异。尤其中国大副正二十八岁，身材高大健壮、相貌英俊潇洒，充满男性的魅力，如何能在八个月之中不接触女性呢？以下是二人的对话，从中国大副对法国船长疑问的回答开始：
“我有妻子。我爱我的妻子。”大副说。
“我也有妻子，热情迷人的巴黎女郎，床笫功夫高超，说不定此刻正跟个身强体壮的男人在床上翻滚，用我按月寄去的生活费买避孕药和兴奋剂。”他说。
“那么，你还爱她？”
“非常爱，一如她爱我。”
“这怎么可能呢？你在外面鬼混，她在家里偷汉，彼此都在背叛着爱情。”
“爱情与性是两码事儿，我亲爱的大副。我同别的女人睡觉或她与别的男人同床的时候，是从来不想爱情这个字眼的。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异性，能够使我们生理机能得到正常满足、保持平衡就行了。这与我们夫妻间的爱情是毫无关系的呀！”
“可你要知道，你们这种行为的本身，就已经玷污了爱情的圣洁。”
“也就是说，圣洁的爱情的存在方式，仅仅是允许同妻子或丈夫一人有性行为罗？”
“这是爱情最起码的保证。”[18]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副与法国船长争论的焦点在于性与爱的关系。法国船长认为性与爱各自独立、可以分离，而中国大副坚信性爱一体，有爱才有性，婚外性行为是对圣洁爱情的玷污，是不道德的。两人截然不同的性爱观，固然有着单独个体的差异，但更突出显示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区别。
在中国古代，性与爱都不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都需要依赖婚姻的鼎力支撑才能得到认可。即使在婚姻内部，性爱的意义也仅限于“上以祭祖庙，下以延子嗣”这一家族发展重任中，两性之间的性爱情感和性感交流都遭到了野蛮的蔑视和否定。性行为本身更是被贬视为肮脏的、丑恶的、低级的、羞耻的、避讳的。直到“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引动了对性的价值的肯定，即把性看作是人类自然本性的表现，解放人性自然也要解放性爱。但性并不能独立于爱，它只是爱的衍生物与体现者，无爱之性依旧被视为堕落无良的丑行。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伦理渗透进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指导。此时的性爱要涂抹上革命色彩才熠熠生辉，否则就是腐化堕落、不堪言说。及至以上作品所反映的80年代前期，虽然革命伦理的影响已经衰疲，但在性爱方面，个人幸福快乐的追求也得和国家社会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被认可。
总而言之，在中国性爱备受冷遇，爱情的大旗直到现代才高高飘扬，但性活动本身一直都没有得到青睐，一直在公开的白眼之下默默偷生，一直没有获得专属于自己的独立位置。也就是说，性必须依赖于爱情、婚姻、革命、家族等其他伦理需要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这就无怪乎中国大副会坚定不移地持守自己的性爱一致观了。
性爱在西方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宙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变换形貌到人间寻欢的神话就告诉我们：希腊所领引的欧洲文明是肯定性爱，也肯定性行为本身的。及至中世纪，禁欲主义甚嚣尘上，性爱被压制，成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但文艺复兴时期很快带来了性爱的解放，许多人文主义者借助对性爱的向往来肯定人性、赞美人性。自此之后，性自由的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爆发的“性革命”，使西方社会的人们对性观念彻底从保守转到开放。性自由者认为性交是人人都应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性行为不应受与婚姻有关的道德和法律的限制，反对一切性约束，主张性爱和情爱分离，性和婚姻分离，否定童贞和贞洁观念，提倡婚前和婚外性行为，要社会接受试婚和同居。因此，总体来看，西方注重性爱的自由，赋予性行为以独立的价值，性爱观念更加多元，既崇尚性爱一致观，也接受性爱分离观，其本质支点即为个人的自由。
因此，我们才会在山东远洋小说中听到法国船长大义凛然的性爱观的表达，才会看到欧洲船员潇洒无忌、快乐第一的性生活书写，也才会看到中西不同性爱观所带来的对比与碰撞。但碰撞的结果不像一般文化交流一样彼此吸收、融汇对方的特点，而是各自固守原本。在《苏伊士之波》中，就有这样的情节：法国船长为了证明性行为是人性的自然需要、是不受外在束缚的，就唆使漂亮姑娘与大副不断喝酒。大副在迷醉的情况下如船长所料，与形貌酷似妻子的姑娘发生了性行为。但让船长意想不到的是，在知情人只有船长的情况下，大副为自己的酒后乱性痛苦万分、悔恨不已，他的内心深受良心和道德的折磨，最终决绝地辞职。作品着力渲染了大副痛苦悔恨的各种表现，说“一度曾是那么明朗、欢快、英俊的面孔，简直成了块年久失修的甲板，满是锈色，灵魂仿佛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19]外在的表现都有内在的依据，大副的失态折射出的正是其内心的不洁感，是其对不当性行为的自我谴责，显示了其意识深处、心里底层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中国式情爱观的巨大力量。
当然，所有的文化中都并非有着单一的流向，而往往都是多流并发、并行不悖，如中国文化中既蕴涵着群体之力，又内蓄着个人主义价值。但多种趋势往往力量并不均衡，有主导者，有次要者。那么，我们进行的情爱观等方面的文化比较，也只是择其要者而言之，很难顾及全面，如在西方持有性爱一致观的人也并不鲜见，但与中国相比较，其性爱分离观就更具特质。以上的分析均是在如此意义才可以言谈并产生意义，这是笔者需要说明的一点。
【注释】
[1]刘权：《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歧视华人形式的变化》，《八桂侨刊》2001年第2期。
[2]季羡林：《季羡林谈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3]季羡林：《季羡林谈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4]孙为刚：《远洋渔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5]孙为刚：《远洋渔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6]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49页。
[7]杨经建：《侠义精神与20世纪小说创作》，《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8]王立伟：《伟大的同情——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9]宗良煜：《与魔鬼同航》，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24页。
[10]魏英敏：《功利论、道义论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2]邓泽球：《论现代道德关系的发展》，《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2002年第10期。
[13]黑格尔：《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3页。
[14]孙为刚：《远洋渔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15]宗良煜：《船长的女儿》，《山东文学》2002年第12期。
[16]易松国、陈丽云、林昭寰：《从家庭主义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中国离婚模式的变迁》，《南方论坛》，2005年第2期。
[17]易松国、陈丽云、林昭寰：《从家庭主义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中国离婚模式的变迁》，《南方论坛》2005年第2期。
[18]宗良煜：《苏伊士之波》，《山东文学》1987年，第2期。
[19]宗良煜：《苏伊士之波》，《山东文学》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