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代
现代时期，山东海洋文学中的世俗硬汉们是在与外界环境极端对抗、尖锐冲突的条件下产生的。仔细探究，又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在原始风俗、狂暴大海与残忍的人性之恶中，硬汉傲然挺立。如杨振声的小说《报复》《抛锚》中的人物。
《报复》的主人公是两位渔民，高二与刘五。二人结仇源于婚姻买卖制度与抢亲的原始习俗。高二捷足先登，聘下小翠，但尚未婚娶。后来刘五多出礼钱，小翠妈就转而将女儿许配给刘五。但高二不是逆来顺受之人，“他不怕硬只怕软。一句好话会使他像绵羊的驯柔。可是你若撞翻了他的脾气，他就不同你客气。哪怕你是块石头，他也拿头撞你个粉碎。”[2]高二果敢地行动起来，在刘五娶亲的头三天晚上，约了一群好汉抢亲成功，和小翠开始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作品写到此，应该说已经初步确立起了高二的硬汉性格。
抢亲的风俗对于挑战家长专制与唯利是图的婚姻行为无疑是有合理性的，杨振声的另一篇题为《抢亲》的小说就着眼于这一点表现了这种习俗的正义性。但这种正义性又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站在刘五的立场上来判断，这种行为就又带有野蛮粗暴的成分。因此，接下来刘五对小翠的报复虽然是恶性行为，但同时又有让人体谅之处，体现着刘五对自我尊严的变性维护。而刘五也因此表现出以暴抗暴的强硬性格。
硬碰硬使得矛盾公开化、白热化，“岛上的人，心里都为此事有点紧张，头顶上像是要打雷。”[3]但一场突如其来、置人于死地的海浪改变了事情的进展方向。高二在不知遇难者为谁的情况下，在风浪中救下刘五，且差一点搭上自己的性命。至此，高二的硬汉形象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其与风浪搏击、不畏险恶、直面死亡、行侠仗义的壮举显示了人类的豪强与善良。这之后，高二、刘五的心理都发生逆转，原有的仇恨消失，但碍于情面，还是互不交往。新的转机及时出现。一次，高二收账回来，背着很重的钱褡子，因酒醉，就睡在庙门洞里。跟踪而来的小偷伺机下手，默默守护的刘五跳出与之打斗，保护了高二的钱财，但不出面邀功，一直护卫到天亮后默默离开。高二酒醒后知道了此事，内心深受感动，就邀请刘五同过端午节。酒后吐真情，两个男人尽弃前嫌、称兄道弟，“冤家变成亲”。
回味作品的结局，我们发现矛盾的解决不在于某一方以强力称霸、另一方服软认输，而是双方用道义、仁爱化解了彼此的仇恨，也就是说硬汉们是不会屈服于外在暴力的逼迫，他们服从的是内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友善互助的道德的遵循。
《抛锚》中的硬汉名叫穆三。他为人豪放，喜欢打抱不平，因而遭到刘四的忌恨。刘四以狡诈之术鼓动众人绑起穆三的相好，意欲拋海。穆三得到消息后不是躲藏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替下相好。他的主动出现不是来自对解决矛盾的自信，也并非主要出于与何二姑的恩爱之情，而是敢作敢当、绝不拖累他人的傲骨与硬气。作品这样写来：“穆三冷冷地道：‘用不着动手，你们放了她，绑起我来。好汉做事好汉当，偷鱼的是我一个人，并不是她！’”[4]这些镇定自若、毫不畏惧的话语是穆三在死神面前发出的，直接支撑其英雄气概。存在主义哲学认为：英雄主义是对死亡恐惧做出的一种反应，而这也是英雄主义的根源，因为有着这种恐惧，所以英雄主义行为得以存在。[5]确实，死亡是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会遭遇的旅程，但人们并不因其必然而对之坦然相待，而往往是恐惧与逃避。这一点已经被心理学研究所证明：人的一大焦虑就是死亡。[6]因此，在死亡面前的豪横态度成了硬汉形象的醒目标志。就这样，穆三这一硬汉在原始人性的暴戾、残忍与死神的狞笑中诞生了。
第二种，在外族入侵后的高压政策下，个别渔民选择了曲线对抗，以鱼死网破的极端方式写就复仇者的豪壮。之所以不将他们划入“民族英雄”的范畴，是考虑到一般民族英雄有着明确清晰的民族意识，能够调动周边同胞的力量，形成有组织有规划的反抗活动。而此处谈论的硬汉，在对抗外族侵略、捍卫民族利益方面是与民族英雄有着同样的内质的，只不过他们的行为更多是从感性出发，是个人的，虽然庄严、凝重，但相比于集体有计划的行动，是较为随意一些，作家在其上预设的政治教化色彩也略轻。我们可以在杨振声的小说《荒岛上的故事》中看到这样的人物。
《荒岛上的故事》的主人公武诚是一名青年渔民，他用五年的辛苦劳动赚得一条新船，维系着一家四口的生存需要，但日帝侵占了岛屿，逼迫武诚为他们驾船。武诚眼睁睁地看着爱国青年被屠杀。在政治暴力与血腥人性面前，武诚无比厌恨，但反抗则死的结果令他畏惧、怯懦，他服从听命以保全自己与全家，但因此又充满耻辱之感。其实，武诚内心的耻辱感就混合了自我尊严与人人平等、民族独立、同胞情深等多种精神需求，暗藏着朴素的个性要求与人道意识，埋伏着反抗的可能。将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力量是来自女青年的激励。武诚亲眼看见了爱国女青年被害时的情景“那女子一副骄傲的神情，她的答话的勇敢，危难时那种急智的自杀，都活现在他眼前。”[7]武诚怀着无比的崇敬掩埋了女烈士的尸体，下定决心为壮烈牺牲的同胞复仇，最终巧妙设计了漏水事件，与满船的敌人同归于尽。从下决心复仇到临死之前，武诚没有犹豫不决、没有恐惧悲哀，有的只是镇定自若，是伸张正义、捍卫民族的骄傲与豪壮，其精神的伟岸、性格的刚毅呈现出硬汉的内在之美。
第三种，与地方强权与恶势力斗争中呈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硬品质，如杨朔散文《渔笛》中的宋福。渔民宋福壮年丧妻，平日与善良正派的寡妇夏大嫂互帮互助，关系甚好。但船主刘敬斋色欲冲天，想要霸占夏大嫂，就以造谣、收船相威胁，逼迫宋福远离夏大嫂。宋福不是任人捏把的软柿子，“宋福气呼呼地对渔船上的伙伴儿说：‘要收船随他收去，这口怨气我吞不下去。我宋福生平走的直，坐的正，大天白日见得人，怕他什么？’”[8]船是渔民的命根子，是渔民全部生活的依靠，新中国成立前绝大多数渔民没有自己的船，都要靠租用船主的船来维持生计。收船就意味着衣食无着，不示软服输就可能遭到心如蛇蝎的船主进一步的迫害，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宋福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不为强势所压迫，拼命捕鱼赚钱，要明媒正娶夏大嫂，这充分显示出其倔强的个性、刚硬的内心与敢于挑战权势者的胆量。但“最勇敢的人有时是最不幸的人。”[9]铮铮铁骨的汉子宋福被船主陷害而死，他以生命为祭，成就了硬汉的凛凛风骨。
综合以上的世俗硬汉形象，我们发现他们在与外界冲突的起因与结果方面，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被动性，二是失败性。这就是说，他们往往是迫于形势所逼才做出顶风而上的抗争行为，才显现出内在的硬骨头与强气概，而最终虽然赢得了人格的尊严与精神的壮硕，但他们的肉体生命大多完结，其命运的悲剧性是令人扼腕叹息的。这样的特征自然牵带出硬汉形象的时代性。正是现代时期中国社会强权当道、外族入侵的政治态势与道德败坏、人性丑恶的矛盾构成孕育了悲剧性的硬汉形象，使他们气概侠强的人性之光最终消失，在异己的场域中只能留下精神的飘带显示人作为宇宙主体的自由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