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义的光辉
最终彻底战胜歧视，恢复了中国船员应享的尊严、名誉，并让外国船员心悦诚服地赞叹中国人，依靠的是中国水手们对“义”的传承与发扬。
何谓“义”？莫衷一是，但“笼统地说，一切为善的伦理价值观认为应当做的和应当有的，都可以称之为‘义’”。[7]而“义”的呈现往往在几个节点上尤为闪耀，比方说在义与利的取舍中。在《与魔鬼同航》中，有一章叙述中国水手义务绑扎的事件。在这之前，中国水手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贫穷而贪财、节俭而吝啬。但当船长雇佣的工人趁机抬价，有讹人钱财的不义之举时，杨旭说服大家无偿地绑扎货物，体现了“扶危解困无所取”的侠义精神。
这些重义轻利的举动有着鲜明的中国色彩。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见利思义”。孔子的义利观奠定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基础并一直得以传续、发扬。道家企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自由逍遥之境，也反对“名缰利锁”的捆缚。当然，中国也有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如法家韩非子坚持利益原则至上，认为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中国也有着“兼相爱，交相利”“义利双行”的协调义利的观念与看法。但总体来看，只有重义轻利观一直占据中国人价值结构的主导地位，对中国人情理意念发挥着更深更广更长久的作用。因此，在国际远洋货轮上，才会出现在外国人眼中不可理解的一群中国怪人。平时，他们主动加班加点、为赚取超额工资不辞劳苦，似乎是一群利欲熏心之徒。但当船长遭遇不义竞争时，他们既没有吝惜自己的体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没有见利忘义、趁机提出合理的利益要求，反而是主动请缨、解危济困而没有任何利益诉求。这就是以义养心、纾解人间不平的中国精神。
最能体现“义之大者”义薄云天之气概的莫过于在死神的狞笑中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担当重任。这是最能体现“义”的实质性的。因为“所谓义的基本实质，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义界中却有某种稳定性，即是为正义、为群体、为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去主动承担某种责任。主体的行为之所以无愧地被称之为义，不仅是由于其不谋私利，且往往是因为其损己而利他，或者是慷慨地奉献”。[8]“义”的这一崇高属性在秉毅刚这个人物身上有着灼人的光彩。秉毅刚不像杨旭那样老成持重、平易近人，如果把杨旭比成仁厚沉稳的山，那么秉毅刚就是浪花四溅的海。他蔑视规矩，他桀骜不驯，他让自己个性的触角自由地伸缩，他大胆勇敢地呈现自己的男性魅力。他似乎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者，是有别于其他中国水手、带有西化色彩的青年人。但事实上，在秉毅刚被狂傲不羁的表面个性掩盖起来的精神气息中，依然吐纳着强烈的中国元素。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不计利害得失的道义精神。“海兰尼·拜尔”本来已经毛病百出、早该废弃或修理，但老板唯利是图，不仅不愿出资维修，而且还丧心病狂地让货轮绕道凶险的好望角，制造沉船事件以获得高额的保险赔偿。就是在这样的险境中，中国水手激愤而起、力挽狂澜，开始了一场保卫战。秉毅刚明白问题所在，也深知时间急迫，他顾不上招呼别人，单枪匹马上阵，要抛掉影响船体平衡的八个集装箱。集装箱共二层，他得先抛掉上面的四个，就得爬到高出甲板四米多的顶层。海浪像魔鬼一样肆虐，它们残忍无比，“立刻扑到他身上，拽他、撕他、咬他、淹没他、窒息他。”[9]作为目睹过海难事件的水手，秉毅刚知道此时的险恶，他命悬一线，但从未想过放弃，也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惦念的只是螺丝、卸扣、铁链、集装箱，因为这些物品的背后是全体船员的生命！最终，他成功地抛掉了八只集装箱，挽救了大家的生命，但他自己却被大海吞噬！秉毅刚的牺牲固然令人悲痛，但他的义举同样令人气贯长虹、壮怀激烈，因为其中包含着最有分量的中国气概。
中国水手身上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道德虹彩不仅为中国人所推崇，具有民族性内涵，同时也体现着濒海而居、以海洋为生的海洋行业的亚文化价值观，彰显着鲜灵灵的海洋文化特色。在本书第一章，我们曾经这样论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海疆人民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战胜巨浪滔天、神秘莫测的大海，遂发展出互助重义的习俗。而任何习俗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精神蔓延与塑造的力量，会由相应的习俗产生相应的道德观念。所以，山东海疆之民遵奉义薄云天、舍生取义的道德高品，就水到渠成了。”
其实，最终战胜歧视的不仅是中国水手，也包括外国船员，如船长、大副等。只不过，中国水手战胜的是别人对自己的歧视，而外国船员战胜的是自己对别人的歧视。歧视的消失说明在评判自由主体的行为、价值方面，大家有着超越国籍、文化背景等的共同价值认定，对某些动机、行为、结果有着无差异的相同判别，因此最终才可以握手言和、相互致敬。这一致的价值标准就是人类对善良、仁爱、利他等的道义追求。前面我们已经谈及，中国向来以道义为伦理追求的最高境界，如孟子所说“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西方，功利的、利己的风尚似乎更胜一筹。这从思想家们的理论成果中可以略见一斑。“西方伦理思想，从德漠克里特、伊壁鸿鲁、鲁克莱修到英国唯物论者洛克、霍布士、亚当·斯密；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德国的费尔巴哈这一派经验论哲学家的伦理学思想，几乎都是快乐主义、幸福主义或者理性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可见，功利主义在西方源远流长，是规范伦理学的一种传统。”[10]但西方同样有着道义论的传统。从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的奥古斯汀、安瑟伦、托马斯·阿套那，再到现代的康德、黑格尔，都认可、推崇人类为善的意志与理性。如康德认为理性存在者道德行为的原始动因就是善良意志，善良意志具有绝对性，是每个人都有的。因此，道德法则才得以成立。因此，道义的追求不论东西，具有普遍立法性，可以内化为人类共有的信念，成为渗透、影响人类行为的价值指向，出现东西一致的价值尺度与行为追求。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因为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差异造成的隔绝、误会才有可能烟消云散，每个人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尊严，人与人之间才会顺畅地流淌互爱互助的暖意。新时期山东远洋文学作品就为我们构想了这样的美景，值得我们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