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海的正向互动
在以上的梳理中，我们突出了大海的凶险带给人们苦难的一贯性，但静心揣摩作品的微妙意味，进一步思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大海的客观物性大体可以说是千古不变，但人类自身的变化却是日新月异，因而必不可免地带来人与海洋关系的系列变化，由此在人类主体的观照下，大海的面貌也会不同。所以，不同时代的作家所观察、感受到的大海是有差异的，人与海洋的关系也有不同，诉诸文学之中的表达自然会产生新异，从而现出时代更替的痕迹，表露出历史的嬗变性。
在20世纪前半叶的山东海洋文学作品中，大海是“风涛喧豗”“澎湃怒号”（出自王统照《沉船》），人与大海的关系是单一的，仅仅表现为人在大海中生产、生活所经受的风险与苦楚，人们基本上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着大海的压迫，大海是冷酷无情的降灾者、迫害者，而人是软弱无力的承受者或受害人，尽管人们可能以勇敢、智慧、体能与彼此的互助能最终脱险，如杨振声在《报复》中所铺叙的，但整体来看，渔民的出海捕鱼或人们的跨海出行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如王统照《沉船》中刘二曾一家是在土地难以维系生存的情况下万般艰难地下决心闯关东，才在去大连的海上遇险丧生。与之相呼应，作家在大海形象的塑绘上投注的心力与笔墨较少，海洋基本上保持着“第一自然”的本来面目，单纯地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背景出现。这种状况归根结底还是反映了此时期山东海域人们的生产力低下，缺乏对大海的掌控能力，人们对大海的感情是畏惧的，如王统照在《沉船》中所写：“那苍茫间，无穷尽的大水使他起一种惊奇而又惶怖的心理。”[9]人们除了迫不得已要从大海中获得生存所需或跋涉所经外，是并不情愿靠近大海的。这正如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说：“在环绕着我们并且仇视着我们的自然界中是没有美的”；只有当人类对自然有了一定的抗拒与超越的能力时，人与自然丰富多元的关系才可能被发现与表现。
这种情况在新时期山东海洋文学作品中得以呈现。首先，我们会发现此时作家对大海的书写变得繁多、细腻且形态各具。大海的凶悍依然被活灵活现地表现着：“海浪和风雪一齐吼叫，像嘶哑的老熊。海底也许有一面巨大的鼓擂响了，震落了空中堆积一天的云彩，抖动了整个大海。”[10]大海的美丽温柔也被如真似幻地描述着：
此刻它是碧蓝碧蓝的，没有一点波澜。它是透明的，像溶化了的、但仍然浓稠的绿色结晶。没有破碎的浪花，船是在柔软光润、丝绒般的质料上滑动。这里的气息也不像浅海那样腥咸，倒有一股奇异的清香。[11]
大海自然也是辽阔深远的：
海湾里很平静，只有细浪在哗哗地响。蔚蓝蔚蓝的海面上有被海流拖平了的浪涌，形成很长很长的银带，很像是海湾里的河流。这个海湾叫做象鼻湾，它的形状酷似大象卷起来的鼻子。长长的海滩弯弯着延伸，海滩是月白色的，而海边的岩石又是赭红色，不知道千百年来的浪涌用什么方式才把一川红石淘成这种月白色的细沙，走在这样的海滩上，就会感到一种旷古烁今的辽阔与深远。[12]
另外，海中生物、礁石等也在此时得到较多的描述。总体看来，我们已经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此时的大海不再像20世纪前半叶的渔民小说所表现的，只是单纯的冷酷无情的自然力，而是“生气灌注”的“第二自然”（歌德语），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人化了的自然”。这意味着人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自然遂成为被人所反映和欣赏的对象，从而建立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
其次，在人与海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渔人不再是完全被动地为生活所迫承接大海的肆虐，而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选择的余地，可以从事别的职业得以生存，或者大海的获利已可以维持他们的余生，但他们还是愿意在风浪中搏击，这就显示出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动性与挑战姿态。这些人中有大半辈子都交给大海的老渔民，也有青春勃发的青年人。
我们先看卢万成的短篇小说《深海的蓝光》。作品写的是一位五十五岁上下被人尊称为“扁担二爷”的赶海人，他无妻室无儿女，存款足够晚年的享用，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往海上跑，他的目标只有天鹅蛋。天鹅蛋深藏在海底的沙滩上，极难得到，因而成为考验赶海人勇气、技能的难题，同时它也为赶海人带来至高无上的荣耀。并且，“据说，在芝罘湾的深处有一种天鹅蛋是海蓝色的，在海底的世界里放着蓝蓝的光，但谁也没有见到过。”[13]于是，宝蓝色光泽的天鹅蛋就成了扁担二爷余生的最大追求。这里，人与自然所建立起来的就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经济的、物质的、功利的关系，而进入了精神的领域。扁担二爷所思虑的是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与真正的赶海人所应践履的尊严与价值：“男人的海应该是那深蓝色的神秘海底，是海底世界的寻觅和探索，应该是猎获而不是索取。”[14]由此，大海就不单单是人物活动的环境与背景，是人物性格、心理的映衬和延伸，是反射人物精神追求的一面镜子。正是在大海的烛照下，海滨人坚韧顽强、敢于自我挑战的硬汉精神才得以彰显。
卢万成的另一篇小说《白参》所写的吴老二也是赶海老手，已是四十开外的年龄。他常年辛劳在海上，连大雪飘飞的日子都不放过，固然不排除生计上的考虑，但作品突出的是他想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赶海水平“洼”的追求，这是和他对自己名誉的珍爱联系在一起的。当他出乎意料地赶到罕见难得的白海参时，他想的是：“一只白参在黑市上遇到做药引子的买主那是没有价钱的，钱是小事，关键是这荣誉！这自豪！这幸福！那是永远买不到的。”[15]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海洋似乎不再是人类的对立物，而是造就人类自尊自爱以及被他人尊敬的促成者，是助人一臂之力、使其走向幸福的好兄弟。
大海在青年人身上发挥的作用因青年处于成长阶段似乎显得更加重要。张炜的《黑鲨洋》与孙鸷翔的《金边马蹄螺》有异曲同工之妙。《黑鲨洋》的主人公是年仅十九岁的曹莽。他的父亲是公社船队的总指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带他到船上，他曾历经四天的失踪而后被找到。于是，曹莽“很小就知道自己这一辈子交给大海了，读书也不用心，只想早些回到海上。”[16]一个“回”字的使用为我们呈现出的是人物归属于自然的统一关系。但后来包括父亲在内的好几人命丧黑鲨洋给曹莽和海边人留下难以抹除的阴影，人们发誓不再捕鱼。曹莽疏远了海，却无法忘记海，也无法忘记父亲的死，他下决心要在大海的搏击中成为第三条好汉。他入伙老七叔的船下海捕鱼，有一天闯到自古凶险的黑鲨洋中，他终于战胜了留住父亲性命的险恶之地。曹莽受伤而归，但他无疑已经成为海边人心中不折不扣的硬汉。正是在与海的搏杀中，曹莽的情感与性灵得以净化和强化，他最终战胜了自己对海洋的恐惧，摆脱了父辈遗留的阴影，终于创造出属于自己、为自己所掌握的命运。《金边马蹄螺》中的“他”下乡、回城、待业。“他”放弃了去街道纸盒厂上班的机会，选择了“闹海”。“虽然掏龙王爷的心窝子是玩命，但他决不后悔。”[17]家里的三十八枚金边马蹄螺是父亲征服大海的记录，更是他渴望战胜大海、证明自己的精神支柱。他最终完成了自我。
以上两例告诉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仅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而且产生了“对象化了的人”，即人在征服自然、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自身也得到提升与完善，且从自然中汲取某些物质的或精神的营养，不仅获得了强健的体质，更重要的是获得健康坚韧的心灵，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被自然“对象化”了。从而，人与自然建立起来的既是对抗、征服的对立关系，也可以是彼此成就的、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人可以超越自然，也可以将自己融于自然之中，如《深海的蓝光》所写：“他的心里已经变成蔚蓝色的世界，他的心已经和海溶在一起了。”[18]总之，当人类自我进步之后，人在大海面前的主动性就自然凸显，作家的人文情怀在大海身上发生更多投射，就会锻造出“第二自然”，就会形成人与大海的互动关系，让我们看到发散在苦难边缘的其他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