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洋的暴虐
从海洋中夺食或跨海航行，随时面临着海上天气瞬息万变、风高浪急、海洋生物凶残无比的威胁。因此，以现实主义为主调的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贯穿始终的一项内容就是表现大海的凶悍无情、变化莫测以及由此导致的船毁人亡等灭顶之灾。
王统照192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沉船》，固然笔墨重在揭露日本轮船只顾赚钱、拼命载客、不顾中国人死活、最终导致近四百口中国人丧生的惨剧，但同时作品也借人物顾宝之口表达了“况且还有风浪！”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杨振声1934年1月13日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短篇小说《报复》，核心内容也不在于表现海洋的暴虐，但其中对情节的发展起着逆转作用的一个内容就是海上天气骤变带来的灾难：
不到几分钟，海浪如山起谷落，那些渔舟也如沸锅里的豆子一样，在水里乱滚。海上一片的哭声、风声与涛声。
岛上的女人孩子，一群群地跑到海岸。提高了风灯，向海上乱叫，又是一片的喊声、哭声与涛声。
在一片混杂不清的声音中，有多少舟子的喊声是消失了，人与船也消失了！
有两只渔船离岸只有一箭的远近了。一起高浪赶来，把一只船摔向一峰乱石上，浪花卷回，借着岸上的灯光，看出来飘着几片碎板与一个尸身。岸上起了一片哭喊。又一冲浪头把那尸身泊近了那另一只船的左近。岸上卷起一片“救人”的喊声，接着又是一片“不要救”的喊声。[1]
这几段近乎白描的文字，没有过分的渲染与烘托，仅仅只是从海上与岸边两个角度直观地描绘一次并非罕见的海上风暴，但其为读者呈现出的惨烈场景已足以让人过目不忘。类似的内容，常出现在其他海洋文学作品中。因此，我认为，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的底色是黑灰蔓延，是惨淡凝重的冷色调。
归根结底，文学来自生活，文学中的苦难描写就是对生活苦难的形象呈现。在20世纪20－40年代，山东海疆人们的实际生活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窥斑知豹。首先，就生产工具而言，山东传统的渔业捕捞所使用的渔船主要有帆船、风船两类。虽然从1921年开始，烟台、威海、青岛等地不断有商人投资渔轮公司，采用带机械马力（从30－120马力）的渔轮作业，能够较为经受风浪，改善了海洋事业的条件，使山东沿海成为全国新式渔轮业的中心，但是传统的风帆船捕捞仍占主导地位。这两类船只都需要借助风力和潮流的推动，受自然环境的限制性很大。另外，船体也比较小，势单力薄，经不起远洋风浪。因此，渔民依旧面临着大海的巨大威胁。其次，从渔民自身的水平来说，也是不堪自然的威压的。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威海管理公署年报》指出：“本区现有渔村五十余处，渔民四千余人，在过去对此等具有特殊职业之人，并未施以相当职业教育，故渔民所习作业皆墨守成法，不知改良，以致经验技能逐渐退步，渔村经济日趋破产。拟划分区域分给渔民养殖，惟以人才的缺乏无从举办，渔村经济破产，渔民程度又太低，故一般人民每视渔业为畏途，积习相沿，渔民日少，改趋别途，复多窒礙，以致发生社会上畸形现状。机动渔轮的现任船主、轮机主、渔轮长等，多系水手出身，虽具有经验，娴于技术，但缺乏尝试，不明学理，不但不符渔轮长登记规则，且谙图与罗盘者，故出海渔捞常遭不测。”[2]通过文学作品的描写与研究资料的对比，我们发现20世纪前半叶所创作的山东海洋文学在苦难的表现方面显示出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体现了山东作家关心国计民生、体恤下层老百姓生活的儒家情怀。
50－70年代出现的山东海洋文学作品在表现苦难方面的情况略为复杂。此时期山东海洋文学作品并不多，影响较大的有杨朔、峻青的散文。他们的散文往往采用极为鲜明的今昔对比的构思方式，以海滨人们过去所遭受的痛苦生活来反衬现今的美好社会，从而歌颂党的英明伟大与人民的创造精神。因此，此时期创作的海洋文学所表现的苦难都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其缘由之一即是大海的变幻无常。如杨朔1959年创作的散文《海市》写的是“我”回家乡的所见所闻。在生产大队总支书记老宋的指点下，“我”看到一片高高低低的坟墓，上面长满蒿草。老宋告诉“我”：
那不是真坟，是假坟。坟里埋的是一堆衣服，一块砖，砖上刻着死人的名字。死人呢，早埋到汪洋大海里去了。渔民常说：情愿南山当驴，不愿下海捕鱼——你想这捕鱼的人，一年到头漂在海上，说声变天，大风大浪，有一百个命也得送出去。顶可怕的是龙卷风，打着旋儿转，能把人都卷上天去。一刮大风，妇女孩子都上了山头，烧香磕头，各人都望着自己亲人的船，哭啊叫的，凄惨极啦——[3]
应该说，这段作家借渔民对自我生活的现场演说来间接呈现渔民所承受的自然之灾比起小说中作家的描绘更具有撼动人心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无力也随之显豁而出，读者由此产生的对大海的恐惧心理与敬畏之心深如烙印。同时，这种带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假坟”从直观的角度呈现出山东海疆人民别样的苦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渔民生活，作品所呈现的是祥和与繁盛，因为：
现在渔船都组织起来，有指导船，随时随地广播渔情风情。大船都有收音机，一般的船也有无线报话机，不等风来，消息先来了，船能及时避到渔港里去，大海还能逞什么威风？[4]
即使偶有危急，人民海军军舰的及时出现也会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同样是表现50－70年代渔民生活、但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作品在此方面却有不同的书写，如张炜的《黑鲨洋》这样叙述：
以前当然有很多船的，都是公社里的，打来一些鱼，也死了一些人。……有一次，捕鱼船在有名的黑鲨洋一带出了事，死了好几个人，其中包括有名的壮汉曹德（曹莽的父亲）。这终于使大家惊醒了。人们发誓再也不去捕鱼了。[5]
分析两篇作品创作的时代氛围，同时参照其他表现同时代、同样题材的作品，我认为，杨朔所代表的50、60年代的创作因受“人定胜天”的时代思想与“以歌颂为主”的文学观念的束缚，在选择生活方面往往容易偏向，放大生活中光彩鲜亮的一面而忽视阴暗沉重的另一面，这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中国成立后“大海还能逞什么威风？”的描述。这种粉饰太平的美化手段并非山东海洋文学所独有，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共有的惨痛记忆，今天我们也不必苛责陷于时代漩涡中的作家。回到我们的论题上，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50－70年代，大海的凶险虽然在客观上因人民政府的有所作为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但依旧是海边人民不能完全战胜的自然力量，因此导致的苦难仍是山东海洋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
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山东小说界较为集中地出现了一批海洋小说，它们铺叙的多是80年代前后的故事。这时期，山东以及全国的渔业生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捕捞业多数应用大型燃油渔船，抗风浪级别都很高，同时配备了先进的探测、捕捞工具，完成了现代渔业的机器装备，摆脱了原始渔业单纯依靠人力的初级状态。但在多元灵活的实际生活中，原始的捕捞方式并未绝迹，不乏赤手空拳的闯海人，他们或三五成群或单枪匹马在大海中腾跃淘洗。并且，山东作家似乎特别青睐这些勇猛无畏的“闹海猛子”，除远洋小说外，他们的笔下缺乏现代化的渔业工具与捕捞生产，而多的就是赤胆精魂下一个个凭借自身的勇敢、气力、智慧与大海搏斗的形象。因此，大海依旧以翻天覆地的威力沉重地制约着人们的生死存亡与荣誉得失。张炜的短篇小说《鱼的故事》《海边的雪》《黑鲨洋》，王润滋的短篇小说《三个渔人》，卢万成的长篇小说《男人的海》、中篇小说《北海潮》《蓝蓝的芝罘湾》，孙鸷翔的短篇小说《海蜒鱼酒馆》《金边马蹄螺》等都以不同的笔墨直写海洋之威带给人们的巨大灾难。
如果从伤亡的惨重上来说，张炜的《鱼的故事》所叙述的最为突出：“那天傍晚风息涛平，老大就让小船出海。想不到一场风暴突来，出海的五个人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跌进了狂浪。他们无一生还。”[6]如果从描写的直接、生动性上衡量，孙鸷祥的《海蜒鱼酒馆》可为一例：
他恋恋不舍地望了海洞一眼，刚要出水，突然看到前面水流一翻，鱼儿们惊惶地四散逃去。不好，是……鲨鱼！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眼前一派浑黄。
鲨鱼凶猛地游过来，他藏在一团海草儿后面一动不动。鲨鱼，这海底的黑傻子（狗熊），它是专吃活食的。他得装死！他的胸口咚咚狂跳，堵得要命。该换气了。可是，倘若气泡儿一冒，鲨鱼就会凶残地扑过来，将他一口截为两段！鲨鱼游过来，尾巴挑衅似的击打着他的脊背。死亡在抚摸他。[7]
因此，在当地人的观念中，还依旧存在着“谈海色变”的自然观。如《黑鲨洋》中，老七叔花费几千元买回一条新船，“村里人来看过他的船，都觉得漂亮，也都觉得是个不祥之物。”为什么大家视船为“不祥之物”呢？分析作品的叙述，我们很容易得到答案，那就是出海捕鱼是钻风搏浪，是和变幻莫测的天气比赛，是和鲨鱼、礁石斗智斗勇，是时时行走在死亡的边缘，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把性命搭上的险事。所以，当地人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以出海捕鱼为业的，在人们的观念中普遍存在着轻视海上人的看法。青年人若以海为生，爱情婚姻都会遇挫，如孙鸷翔的短篇小说《金边马蹄螺》所写：“他知道‘闹海猛子’在姑娘们眼中的形象。谁正眼看过他呢？”[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