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歧视的精神蕴涵
在反歧视的情节与内容中，我们感受最强烈、最淋漓的是中国水手所显露的国民特性。
中国国民具有什么样的品性与精神特质呢？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答案不确定的问题。大家信赖的文化泰斗季羡林曾说：“什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几经思考的结果，我认为是爱国主义。”[2]季羡林还以自己为例，讲述了爱国主义在境外的凸显：
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相约：如果外国人污辱了我们自身，我们要揣度形势，主要要容忍，以东方的恕道克制自己。但是，如果他们侮辱我们的国家，则无论如何也要同他们玩儿命，决不容忍。[3]
爱国主义本来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但比较而言，这种情感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家——家乡——国家是直接贯通的，中国人就是在家国一统的文化熏陶下安身立命，确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与人生追求。中国人习惯于将自己的国家称为“祖国”，“国”被冠以“祖”的修饰、说明，即表明中国人将国作为自己的根，国是立身之本，是衣食之源，亦是情感与灵魂的归依。因此，在对待国家的问题上，中国人表现出整体的高度统一性，又表现出个体的情理一致性。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与具体的现实境遇中，爱国主义的显现是不同的。看80年代前期的山东海洋文学作品，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对祖国尊严的爱护与捍卫。在《与魔鬼同航》中，作家宗良煜着重塑造的几位中国水手，在技术能力、个性气质、精神境界各方面可谓各不相同、各具其妙，但在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方面却是天然地整齐划一，没有谁在这方面异于他人，虽说具体的体现与流露又有所不同。对于主要人物杨旭来说，爱国主义就是其灵魂的精髓。固然杨旭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他有知识、懂技术，不仅以全能水手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探索、掌握其他岗位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他把自己作为未来的远洋船长来培养。但为杨旭的个人理想掌握方向、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支援的情感与理性正是爱国主义情感与国家意识。这种情理的强盛，使得杨旭在意识层面清醒地接受了大副希思的负性刺激，他内心萦绕不忘的就是大副的怒骂“中国人，蠢货！”他在船上的每一行为，固然体现自我的目标与追求，但都一以贯之地服从着“为国争光”的意识与潜意识。甚至在船员之间的娱乐活动中，杨旭首先考虑到的也是发扬国粹、为国争光。他在乒乓球比赛中，开始的连连失分与最终的逆转得胜，都是源于将个人的得失与国家的荣誉紧密相融的心理积淀。在作品的最后，“海兰尼拜尔”号因中国水手的杰出表现而幸免于难，中国水手终于彻底地扬眉吐气。但杨旭念念不忘的就是对大副希思的还击，他要把“英国人，蠢货！”的怒斥回骂过去，才能解开自己的心结。这一情节的设置表面看似乎减损了杨旭的高尚品性，但借此凸显的恰是杨旭如烈火般燃烧的爱国情怀，符合杨旭一贯的心理状态，其真实的魅力与动人心魄的效果都是超乎寻常的。
与爱国主义水乳交融的另一种情感就是同胞之爱。同胞之爱与爱国主义同源同质，都是来自个人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珍爱，彰显出的是个体的社会属性与群体意识。既然中国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祖国”，那么，同一祖国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是带有同祖共宗的血缘之亲。在本国地理空间之内，血缘亲处于隐匿状态，但一旦放置在国际化的广阔空间下，人与人的差别外显为标志国家面孔的人种特征，原本潜藏的同源认同之情之理就不知不觉中强盛起来了。在宗良煜的《与魔鬼同航》中，中国水手赵新违规走私被抓，导致巨大的财产损失，出手相助的就有刚刚结识的台湾同胞。台湾同胞友爱之举的情感之源不是别的，就是同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责任担当。中国水手陆东元平时自私自利、偷懒耍滑、贪财好色，可以说没有突出的美好品性让人认可。但当他被拐卖为男妓之后，其他中国水手不遗余力、想尽一切办法打探他的消息、寻找他的下落，其所作所为的动力就是来自同胞深情。这种感情有着巨大的能量，它超越了平时工作、生活中的价值差异、善恶取向等同样高级的意识判断，成为位列第一的情感诉求与理性指导，显示了中国人独具的国家特性与民族情怀。这部长篇小说中另一位没有直接出场的人物——水手王在显示同胞之义方面可谓意义重大。水手王主要的性格表现是忍辱屈生，诸如胯下之辱一类的委屈他是可以毫不费劲地忍受下来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也有义薄云天的壮举——他手起刀落、杀掉侮辱中国妇女的流氓。这一与水手王平日性格有天壤之别的行为，却是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内化与积淀，那是中国人仿佛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且在水手王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涯中，这种感情处于空白状态。但感情的空缺没有导致感情的消失，反而是暗中积聚，一遇机会就如地下岩浆一样势不可挡地喷涌而出。因此，面对大家的莫名其妙，水手王的解释简单直接：“他侮辱了我的同胞。”
既然歧视的根源之一是力量强弱的对比，那么，弱者对歧视最有力的反击莫过于自我实力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远洋船员们表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此精神的灌注与勃发之下，他们吃苦耐劳、坚韧顽强，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技术水平与作业能力，也同时提升着自我人格的成就感与饱满度，也实现着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情感与意愿。
我们先看孙为刚的报告文学《远洋渔歌》中的一段故事。烟台海洋渔业公司购买了德国先进的大型渔轮，但在实际捕鱼作业中，根据探鱼仪下网之后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问题出在哪里呢？船长邵元杰怀疑网位仪有误差，他说：“洋设备先进是事实，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迷信它。”[4]邵元杰不吃不喝，一直蹲在驾驶室观察网位仪，指挥船员反复探测，终于证明并探出网位仪的实际误差，调整了下网位置，收获了烟台远洋渔业史上第一个大网头。依靠自己、不迷信洋人、不断探索、持之以恒是贯注在他们血液中的信条与理念。
比起近海渔业，远洋生产与运输所面临的凶险更加险恶。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百慕大、好望角、比斯开湾，有多少为人熟知的和意料不到的风浪在肆虐、在咆哮，渔人们要依靠什么保平安、创盈利？自然不是传统的祭祀与祈祷，而是硬邦邦的技术力量。对技术的考验不仅是在平时的生产、运输、修检之中，更重要的、甚至性命攸关的锤炼是在意外降临之时。孙为刚的报告文学《18万里风和浪——海丰301环球航行记事》中就有这样的惊险。1990年3月底的一天，海丰301满载货物通过苏伊士运河。运河河道狭窄，301的前后左右都是船。但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在这一危急情况下，301的手动舵与应急舵相继失灵。301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朝相向而过的一条巨轮冲去。
千钧一发，众人束手无策。只见船长突然拨开身边众人，一个箭步冲入驾驶室旁边的电报房，操起工具兜里的一把钳子，用钳子紧紧钳住了失灵的舵杆。
右舵！扳正！定位！
驾驶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人们的心脏也仿佛停止了跳动。301从相向而过的船舷边擦身而过。好险！[5]
显然，这一意外事件的描述为我们呈现出的不仅是海上航行的艰难险阻，更富有光彩的是我们山东现代渔人武装到底的技术水准与临阵相机行事的机敏。过硬的技术靠的不仅是丰富的经验与灵活的头脑，同时来源于准确扎实的专业知识。试想一下，在茫无边际的浩渺水天中，没有任何参照物，没有任何导航标向，船上的罗盘失灵，卫星导航设备也失灵，我们的船只该何去何从？这样的假设就真实地发生在301战风斗浪的航程中。智慧的船长沉着应对：“我们跟着太阳走。”大家依靠扎扎实实的航海知识算出日出日落的方位与目的地的方位，行进7天，顺利抵达。应该说，在这样的航行中涌动着的是现代船员的知识之流与智慧之流。
事实的另一面是，山东现代渔人在远涉重洋之初，不论硬件设施，还是船员素质都不敌国际先进国家，处于被小瞧、被轻视的地位上。但短短几年之后，不论山东的渔业生产、加工，还是山东船员的素质，都堪比国际强国的相应实力。在山东从事远洋作业的现代船员，大多来自濒海地区的渔村。“宁上南山当驴，不下北海打鱼”的民谚道尽了渔民生活的苦楚与凶险，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苦险中泡大的滨海人有着坚韧耐劳、不避艰险的勇敢与韧性。因此，他们敢于从零开始，为我国远洋渔业史撰写新的篇章。
在孙为刚的这两篇报告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不正是山东海疆人民迎风斗浪的生存磨炼？不正是好勇善斗的地方民风的遗存与发扬？对此，也许有人要提出疑问：远古的品性特征历经自然条件的变更、历史环境的嬗变，还能长久存在并发扬光大吗？丹纳在论述文艺变迁时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区分出两种特征：“一种是深刻的，内在的，先天的，基本的，就是属于元素或材料的特征；另外一种是浮表的，外部的，派生的，交叉在别的特征上面的，就是配合或安排的特征。”[6]他将之运用在对人的精神生活方面，认为第一种特征是原始地层，是顽强、稳固的，非得经历地理环境的改变、异族的入侵、种族的杂交等水土、肉体的根本变更才能改变。丹纳的论述给我们知性的启发。应该说，不屈不挠、顽强耐劳正是海滨人在凶险的海洋环境下练就的内在的、深刻的特征，如若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么这种品质就不会消失，相反会日益以更加复杂的表现呈现其本质内核。山东现代船员的在国际化的远洋生产中表现出的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体现了以上的原理。丹纳还认为，人具备的品质特征不免是有益的或有害的或是混杂的，有益的特征有助于我们保持并发展生命，应首先得到文艺的表现。由此，笔者想到，有益的特征因处于价值的高位而获得优先发展权，因此会代代相传、长盛不衰。那么，山东海疆人不畏艰难、勇敢拼搏的远古品性不就顺理成章地传承至今并获得新的时代内蕴了吗？
在《与魔鬼同航》中，最能突显自强不息精神的事件就是杨旭组织中国水手合作画配载图一事。画配载图本来是大副希思的工作职责，但由于货物不是同一时间装载，大副就自恃经验丰富，没有画配载图。杨旭依据自己的观察与知识，直感到大副的配装有问题。但大副高傲自信，不接受一位中国水手对自己工作的纠偏。而船长呢，因为大副一向认真负责、技术过硬，对大副无比信任，遂不相信杨旭对大副的工作指摘。怎么才能证明中国水手的判断不是无稽之谈？杨旭只能拿出科学可靠的数据来正试听，他要自己画出配载图。消息一出，大家反应各不相同。歧视者当然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中国水手怎么能在短短几日时间内完成如此高级、繁重的任务？奇迹就在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自我认定、自我拼搏的过程中灿然显现。杨旭等人的行为，更深远的出发点当然是全体船员的生命安全，不过同时也包含着中外船员意气之争的成分，但意气之争的火药味散发出来的是中国人不甘示弱、愈挫愈奋、百折不回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涂染、内渗着耀眼的中国色彩与强烈的中国意识。
《易传·系辞》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宇宙观。在中国人看来，宇宙是生生不息、律动不止、日新月异的运动系统，不存在凝固不化、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做人，就是与宇宙同律同行，就是在天人合一中寻求内外的平衡与和谐，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种人生观崇尚日新健动，高扬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充满刚健有力的中国精神。这一民族精华在近现代与进化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结合后，更是增添了理论的深度与干预现实的力度，洋溢着昂扬的革命的乐观情绪，在更广大的范围中激励着中国人“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生命意志。而这一点，在我们前面分析的山东远洋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超乎寻常的杰出表现，因此，我们可以不无自豪地说，远洋船只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不仅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标志，更是我们奋发图强、坚韧不拔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我们相信，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我们会百折不挠、克服艰难险阻，向着灯塔的光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