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歧视的情节模式
落后受歧视的情节在宗良煜的《与魔鬼同航》中尤为突出。作品一开始的撞船事件就犹如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开了歧视与反歧视的连锁事件。“海兰尼·拜尔”号远洋轮船进入紧张、喧嚣的纽约港，撞沉了一艘违规闯入航道的游艇。当时操舵的是中国水手杨旭。船长萨姆森·诺尔登及部分船员都将责任归罪于杨旭，船长更是因此要解雇所有中国船员，理由是“中国水手的技术低劣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中国船员就在国际性歧视下开始经受工作、人格、国格等多领域、多层次的考验。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如实反映社会现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就为我们印证了小说内容的真实性。孙为刚《远洋渔歌》的第一节题为“接船不来梅”，叙述的是1985年烟台海洋渔业公司在联邦德国接过我方购买的大型远洋渔轮的事情。当时这一事情备受远洋发达国家关注，他们毫不客气地泼来冷水，声称中国人很难千里迢迢、跨海跃洋将高级渔轮开回中国港口，更不要说从事远洋渔业的生产、加工了。这就是我国远洋事业在80年代初一穷二白所遭遇的国际白眼。
歧视并不单单局限在对中国海员技术一个方面，而是由此及彼，波及对中国船员日常生活的整体轻慢与藐视。如宗良煜的小说《印度洋里的七天——一个水手的航海日记》有这样的片段：在伦敦一商店中，中国水手董自强随口问一件皮夹克的价格，老板不仅不热情回答，还用讥诮的语调反问：“你买得起吗？”表情与言语之间的鄙夷不屑显露无遗。诸如此类因身为中国人而遭受歧视的遭遇不时出现在中国远洋船员的工作与生活中。
可想而知，歧视的情节结构模式及相关内容虽是作家的艺术设计与自主创作，但其根源终究是我国远洋实力低下、综合国力落后的客观实际。以此为核心或重要内容表现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远洋世界之一叶，无疑会带来作品显豁的历史色彩，为我们梳理中国远洋事业筚路蓝缕的开创性业绩时提供生动的文学脚本。当然，更重要的是，歧视不仅是我们在谈论中国远洋事业开端所面临的问题，而是超越行业、时代、国家等具体限制性范畴领域，是带有人类普世特征的重要一端，可以让我们窥视人性的特点。
人性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它包含人的生物属性，但生物属性是被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制约的。动物以生存为第一原则，弱肉强食的现象虽属正常。但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以智慧和意志控制自己，他通过知识和博爱而具有精神上的存在。这就意味着人的肉体中涵养着灵魂，此种精神存在具有比整个物质宇宙更大的价值。经此精神属性，我们才产生了人格。人的社会属性又使人具备了道德人格。精神属性与道德属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永远把人类（无论是你自身还是他人）当作一种目的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来对待”，建立了一种普遍的人道原则。因此，任何文明的基本特征在于尊重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先于社会。这种生者尊严的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想产物。唯有人类才会有道德属性，唯有人类才会有尊严，尊严因此成为道德人类的标志。
但这不免是人类的理论构想与道德理想，严峻的现实是自有人类以来，歧视就如影随形，可能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形式的变迁，但不改本质面目。笔者偶尔看到一篇题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歧视华人形式的变化》的论文。该文从主流媒体对华人的舆论攻击、司法执行过程中对华人的歧视、影视剧作品中的歧视华人现象三个方面探讨了华人被歧视的形式变化，所举实例都是发生在1996年之后。[1]这就不由得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为什么歧视如此代代传续、千秋不衰？
首先是因为亘古不变的差异的存在。早在人类意识懵懵懂懂的时候，人就具有比较的思维方式与心理结构。之后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更是形成价值排序，按照出生、权力、地位、金钱、名气、荣誉甚至国家、民族因素等来评定一个人的价值高低。在这样的社会化序列中，每个人都会被标上强者或弱者的标签，得到别人相对应的正面的或负性的有区别的态度与行为。具体到我们刚才谈论的80年代前期的山东海洋文学作品，普遍书写了内隐或外显的歧视心理，就和我们国家当时远洋实力严重落后直接相关。如《与魔鬼同航》开头的撞船事件最终水落石出，并非中国水手技术低劣所致。但整体来看，中国船员技术滞后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承认并从一个方面为我们解释了中国船员技术落后的原因：中国远洋船员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六七十年代加入航海队伍的复转军人、社会青年。这些人不仅没进过专业学校，而且连进航海院校培训的机会都没有。
其次，人类有一种分类的认知机制，即对实存对象进行判断时，往往依赖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迅速进行类别划定，将对独特个体的评判和其归属的团体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国家、民族、人种等群体性划分尚未取消的前共产主义时代，个人的存在与价值认定是和自己的群体身份血肉相融的。对某群体的肯定会连带出对该群体每一成员的认同，反之亦然。老舍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这样一句话：“20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确实，在物质贫乏、综合国力薄弱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必然难以挺立，其国民的涉外活动也当然会遭受不白之冤。中国80年代初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的局面虽然蕴藏着发展的潜力，但当时的现状确实可称一穷二白，又如何能避免高鼻梁、蓝眼睛的欧洲富裕国家国民的白眼呢？因此，在《与魔鬼同航》中，大副希思责骂中国水手“中国人，蠢货！”时简直像掌握了世界真理一样气壮山河，其原因就不仅是对船上的13名中国水手的轻视，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民族的负面判断。此时，国家形象与个人价值已天然地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
这就蕴含着作品以歧视－反歧视为内在结构的合理性与厚重性。即歧视的出现并非偶发性行为与事件，而是包蕴着特定的历史状态，涵盖着人类的认知思维与心理结构。以之为触点，不仅会展示行业、国家等历史进程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会揭开人性的本能、社会属性等丰富蕴藏，发现超越时代、国家、民族、性别等类属范畴的人类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