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正是怀着强烈的警示与启迪当代精神建构的目的，在这几篇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张炜有意识地运用了二元对立的手法布局谋篇，将叙事结构二元化，在二元对立项之间设定矛盾或冲突，从而展开故事情节，完成正与邪、善与恶、短暂与永恒等内在对立要素的淋漓展示。

从表层来看，《造船》《射鱼》与《东巡》的主要二元对立项均是衰老与长生、秦王与民众，正是这两组力量的存在与对立规定了小说的叙事走向与情节安排。秦王年老体衰，万分急迫地想要寻得长生不老之药。这客观的衰老之势与主观的不老之念是一对难以化解的仇敌，纠结成一个深坑，滋生着小说向前行进的原动力。而且，秦王自我极度膨胀，视他人性命如草芥，不惜民力、滥杀无辜乃家常便饭。迫于秦王淫威敢怒不敢言者有之，但敢怒敢言者亦有之。这就出现了秦王与民众的另一对立项。在《造船》中，民众愤怒的情绪与抗暴的意志集注在一位老者身上。他口口声声说秦王是贪婪的俗人，是任意胡来的婴孩，由于无知而残暴，最终会西行沙丘、倒地不起。他明知这番言说会遭致杀身之祸，但他从容不迫，仿佛正义附身，要给秦王一个巨大的警告与嘲笑。他死了，他的鲜血燃起烈烈火焰，毁掉了秦王的楼船。《射鱼》中反抗秦王的是一群不具名的百姓。他们假托天意，在石头上刻字，表达对秦王贪婪无度、残忍无道的批判与痛恨，并发出愿秦王早死的咒语。结果是方圆十里的民众被秦王全部杀掉。

《瀛洲思絮录》表层的对立因素是拒绝称王与焦盼有王的两种力量。拒绝称王的徐福渴念的是人人平等、自由、独立的胜境，于是小说的情节顺着徐福这方面的努力行进，衍生出很多徐福思想上的探寻、心理上的揣度与行动上的安排。焦盼有王的追随者们也一直蠢蠢而动，当面规劝、背后议论甚至叛逃等情节都是这种力量的显示。二元对立项的较量不会一直处于平衡状态，往往总有一方占据强势地位，支配甚至决定着另一方。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多次显现这样的悲剧：先觉者往往是当时的失败者。于是，徐福被迫称王。

从深层结构来看，张炜这几篇历史小说的二元对立要素其实是一致的，即都可归属在人性的需求与历史的局限这两个对立项上。（徐福的追随者们对安全、归属认同的需求是实现了，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抱憾终身。因此，人性需求与历史局限的对立关系是主要方面。）在人性的需求上，徐福、秦王都处于高层次上，徐福的追随者和民众都处于较低层次上，他们各自需求的实现与否都取决于历史的条件限定。我们就以秦王和徐福为例，来谈论这个问题。

在人性需求的考量平台上，秦王和徐福倒是势均力敌、难分伯仲，因为二人在以上作品中呈现的核心追求都显示着“居高声自远”人性高格。秦王心心念念要长生不老、延年益寿，这个目的与渴望不是自古以来每个人都有的吗？莫说是人，就连动物都有着极为强烈的原始求生欲。战胜生命的短暂、突破生命的限数，确实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向往。中西方广泛流传着的长生不老的神话传说就传布了这一点。再翻翻古今经典，品读一下那些感叹时光易逝、红颜难驻、生死无情的字句，不就能感受人对不衰不老不死的没齿难忘的迷恋？“人生几何？譬如朝露”的咏叹到现在不也深深地击刺着我们的心经？而能将这种迷恋付诸于长久的、够规模的行动的，却往往不是等闲之辈。这需要的不仅是财力、权力的雄厚、炙手，而且也需要强大的生命体喷薄而出的强大的欲望，如一代帝王、一代宗主等。这个千古不老的人性之欲对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意义上看，秦王的欲求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满足基本的生存、安全等需要后的更高的需求，是人类挺进更自由更理想的生命境界的趋向。徐福对平等、独立、自由的探索也是摆脱了低级需要而向更高目标趋近的欲望，甚至携带着人类的终极性诉求。

在奔赴更高意愿的途中，秦王与徐福是难兄难弟，因为他们都困在路上，以失败而告终。分析二人失败的原因，在同处，我们首先认识到人性自身的矛盾。人本是分裂的，虽然在现实中只能抓住有限的美好，但又总是在头脑、心灵中渴念无限的美好。其次，也能深味人性需求与历史局限的永久性矛盾。人被串在时间的锁链上，成败得失都要靠时间的成全，超前的美梦都不免被荡成泡沫散失。秦王与徐福在这方面可谓心心相印，又因结果的破灭而可以惺惺相惜了。《瀛洲思絮录》中，徐福对秦王流露出的同情，也许从这个角度理解会更深刻。

但失败的相异处，就见出二人品格的高下。秦王对长生不老的痴迷，固然因其作为独立的个体且代表着人类的共同诉求有着可尊重的一面，但毕竟秦王贪的是一己之私而不是整个族群的希图，而且还为满足个人欲望去戕害他人性命、侵犯他人权益。因此，秦王的失败是注定的，也是永远的。而徐福的追求固然是个人的理想，但同时谋求的也是整个族群的进步与发展，是将个人的福祉系在人类文明的旗帜上，是自己与他人的共同解放与共享和谐。因此，徐福虽败犹荣，而秦王却被人们的唾沫淹没在漫漫黄沙中。小说突出的也是差异，正是在这差异中，我们把握到张炜批判的向度与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