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防抗争

与海上侵犯相伴随的，是山东海防意识的提升与相应防卫措施的实行。隋唐以前，由于大海的天然屏障或国力的强盛，政府无需关注海防，但到北宋情况有变。北宋时期，辽国虎视眈眈，控制了辽东半岛，宋当政者就在与辽东半岛最近的登州建置海防要塞。当时，在登州丹崖山东侧人工围堰筑成水寨，供战舰停泊、备战。明朝1376年时，登州在水寨的基础上修建土城，即保存至今的蓬莱水城。同时，从元朝末年开始，政府在山东沿海设立卫所以增强海防力量，有莱州卫、登州卫与宁海备御所。明代又增设威海卫、靖海卫、成山卫、安东卫、鳌山卫和宁津、奇山等千户所。万历年间出任山东巡抚的郑汝璧在巡视海防后，曾欣悦地赞叹：“从海东三郡历卫所而周视，则叹祖宗之海防一何精密也。卫所星列棋布，兵多者六七千，少亦千余人，率其法不废，即鲸鲵鼓浪立歼耳。”^[16]

筹建水师的工作在山东海疆开展很早。远至齐国，近及晚清，规模、建制不同的水师与海军延续下来，驻扎、活动于山东沿海，对当地民风民俗的影响显然不小。

以上有关山东海疆军事方面的史实的梳理，目的在于呈现这些活动对山东半岛民风民情、价值取向等精神内质的影响。目前，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确凿的资料来分析历朝历代军事人员的地域分布，我们不能以实证的方法断定山东半岛居民对这些军事活动的参与，但依照不同历史时期军事建置的一般规律，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大体上的推断。

在古代，除了高级官员的地域流动较多外，其他军兵往往都是就近入伍、战斗，地域的迁移性极小。到近代，情况略有改观，但就近招兵仍是主要的征兵之法。如1894年为抵抗日帝的侵略，山东巡抚李秉衡特别饬令沿海之登、莱各属增练劲旅，就地招募20营，当地城乡下层人民群众均群情激奋，踊跃应召入伍。这就是说，古代以来，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半岛蒙受的战争的硝烟与炮火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山东半岛居民参与到军事活动中的人数也是极多的。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就可以明晓这一点。

王懿荣1845年出生于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光绪六年获进士，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时人称其为“太学师”。他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是我国第一代甲骨学家，还以精研古币见称。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书生，当听闻中日甲午战争之火蔓延到家乡时，他忧心如焚，毅然回乡筹办团练，很快组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军团。正当他准备率团迎敌时，李鸿章却已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王懿荣悲愤交加，愤然写下七绝《偶感》一首：“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17]随后，他变卖家产，缴还国家饷银，遣散抗日将士。山东巡抚馈以千金，他分文不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受命于危难之时，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7月20日，侵略军攻入东便门，他率团练奋勇抵抗，寡难敌众，不愿为亡国奴，从容投井殉国，时年55岁。

1894年日军入侵威海卫时，威海一带人民的自发反抗风起云涌、可歌可泣。长峰村的百姓们同仇敌忾，提出“进村就赶，进家就打”的口号，他们以棍棒、铁锨、镢头等农具为武器，毫不畏惧地对抗武装着洋枪洋刀的敌人。日本兵曾几次成群结队闯到村里，都被村民们赶跑。孙家沟的群众，家家户户备有斧头、菜刀等器具，时刻准备击杀入侵者，有一家农民曾接连砍杀了7个日本鬼子。卫家滩村民还自动组织起来，设法抢夺敌人武器为我所用，有计划地与敌人展开武装斗争。此外，威海人民还自发为清军及时提供情报，帮助清军拉炮，切断日军电话线，救护受伤的清军官兵，置办食物慰问官兵。^[18]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28位战功赫赫的山东籍上将也提示我们山东人民对战争的参与程度是如何广泛与深入。山东上将人数之多在全国位居首位，而在这28位中，地处胶东半岛的烟台和威海两市所出的上将最多，共14位，占一半之多。退一步看，即使直接参与山东海战、防卫的半岛居民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发生在眼皮底下的轰轰烈烈、动刀见血的重大社会事件，不会不对当地人产生强烈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