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的指南

为幼者的人生航程保驾护航是教育的首要任务，自然也是儿童文学的应有之义，张岐的儿童散文集《彩色的贝》堪称儿童的成长教科书。《彩色的贝》第一辑的短章多从成人对儿童生活的观察出发，描绘儿童游泳、玩耍、赛船、撒网、赶海等活动，在其中寄寓勇敢坚强、敢闯敢拼、战胜自然、热爱祖国、探求知识、追求理想等人生要义。作品中人生的告诫是显豁的，常借用对话的形式。如这样一段：

孩子们呀，你们埋怨大海不够朋友吧？

是的，最富有的大海也是最悭吝的大海，它宝库的大门是不轻易开启的。它的慷慨，只是抛撒在潮印上那些它玩腻了、你们也玩腻了的贝壳和卵石蛋……

要想叫大海敞开它宝库的大门吗？那就要练一身踩波踏浪的硬本领，还有，跟它厮拼的胆量和制服它的勇气……

你们现在是这样做的吗？^[2]

此篇以亲切的口吻对孩子进行启发、诱导，让孩子们从人与大海的关系中懂得只有自身本领高强、胆量过人才能打开世界宝库的大门。

刘饶民的《孩子的歌》是将教育意图与生活场景的展示融为一体，如《叔叔是水兵》《海上巡逻兵》《弟弟和大海》诸篇，在描绘水兵护渔、快艇巡逻、弟弟和大海对话等图景中包蕴着学习英雄好榜样、勇敢对敌不畏惧、志向高远、征服自然等优秀品质。

以上二位作家谋篇的好处一目了然，为后辈成长指点迷津、出谋划策的意图凸显无疑，但不足也显而易见，浓厚的说教意味遮蔽了形象本身的魅力。教育的心机太迫切而不能和审美形象水乳交融就必定损伤美，也损伤教育。这种“太教育”“偏于教训”（周作人语）的倾向的深层根源是“儿童本位”理念的缺失或淡薄。这非张岐的个人问题，而是时代的整体偏差。本来，“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的儿童文学观早在1923年就由周作人提出，但相应的创作并没有同步跟进。“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儿童本位’理论不仅一直名声不佳，而且在极“左”思潮盛行之时，还曾被冠以‘反动’的罪名而横遭批判。”^[3]刘饶民的《孩子的歌》创作于七十年代，政治意识的泛化不免投射到作家对儿童生活的理解中。张岐的《彩色的贝》创作于八十年代初，这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尚处于乍暖还寒时候，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教育主义一时不可能消除，因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教化意味就不难理解了。

着眼于教育，在儿童生活中寻找积极性人格与时代最强音，捕捉到的儿童形象往往带有英雄气质与模范样态。《彩色的贝》第二辑中的《海鸥》《在航船上》《赶海》《在海猫子岛上》《做大海的主人》《铺路》即以志向远大、勇敢机智、勇于探索、乐于助人的少年形象为核心结构篇章。简单举例来看。《在海猫子岛上》《做大海的主人》写到的少年娃子，年龄都是十四五岁左右，但他们人小志大，要在海上试验人工养殖，这可是大人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们成立科研小组，在海里调查、采集标本、监测贝苗、尝试笼网法。他们心中揣着雄心壮志，行动中有章有法、一丝不苟，真不愧为劳动模范。亚雷胳膊受伤后遭遇鲨鱼的袭击，同根紧急援助，二人同心协力弄死鲨鱼。面对如此凶险，少年们却视若平常，同根所说“要做海猎手，就不能怕风浪。跟大海打交道，哪能不遇到点风险！”^[4]为他们的共同心语。在这血气方刚的言语中，我们不是很容易就感受到一种英雄气概吗？“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张岐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不为虚诞。同时，尽管这些带有英雄基因的儿童形象同样富含明显的教育意味，但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与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均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硬性教育的粗暴倾向，显示出教育与审美和谐一致的可能性。这正是儿童文学寓人生指点于艺术创造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