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洋与想象
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大海与文学的关系呢？我觉得，一方面，大海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它和乡土、山地等地理类型一样，对作家精神的锻造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自然山水对人精神品性的熏陶作用，对作家在山光水月中陶冶情操的强调尤为突出，及至20世纪，这一情况并未改变。并且，作家本人在这方面的体验似乎更为确凿可信。郁达夫曾说：“自然景物以及山水，对于人生、对于艺术，都有绝大的影响，绝大的威力，却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34]宗白华用自己的经历验证之：“十七岁一场大病之后，我扶着弱体到青岛去求学，病后的神经是特别灵敏，青岛海风吹醒我心灵的成年。”[35]宗白华曾开出的诗人人格养成的条件之一就是在自然中活动。他说：
风声、水声、松声、潮声，都是诗歌的乐谱。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所以在自然中的活动是养成诗人人格的前提。因“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这种直觉灵感是一切高等艺术产生的源泉，是一切真诗、好诗的（天才的）条件。[36]
我们再专门挑选山东海洋文学作家的陈述来探究。冰心一生专门谈自己的文学见解的文章很少，因而1921年6月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的《文学家的造就》一文就显得弥足珍贵。在这篇文章中，冰心认为成就文学家的第二个重要条件就是：
文学家要生在气候适宜，山川秀美，或是雄壮的地方。……他文学的特质，有时可以完全由地理造成。这样，文学家要是生在适宜的地方受了无形中的陶冶熔铸，可以使他的出品，特别的温柔敦厚，或是豪壮悱恻。与他的人格和艺术的价值，是很有关系的。[37]
在第五条里，冰心又写道：“文学家要常和自然界接近。自然的美，是普通的，是永久的，在文学的材料上，要占极重要位置的。文学家要迎合他，联络他利用他，请他临格在自己的思想中，溶化在自己的文字里。”[38]张炜也说：“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如此。他们比起其他人来，自由而质朴，敏感得很，这一切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培植而出的。”[39]从作家的夫子自道中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自然在培养感知能力、塑造人格、陶冶情操、启人心智、激发灵感等方面对作家的重要影响。而海洋是自然的一部分，海洋的自然景观与风物对作家的深层影响也当然有如上的作用。
海洋对作家的影响除了符合自然对作家形成的一般作用之外，还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相比于内陆环境，濒海之境更能培养、激发人类的想象力，更能促使人们从实有进入虚幻，进而影响人们的精神构造。那么，海洋究竟是怎样助力于想象的飞升呢？
有学者认为：
濒海环境对想象力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首先，海洋一方面是高度开放，一无遮挡；另一方面，却又很难逾越，很少有人能够登陆彼岸，一窥奥妙。这种充分开放而又倍加阻隔的性质为沉思幻想营造了广阔的舞台，海洋的空阔无边，更是为想象提供了无限的可能。[40]
难得这位学者能具体分析海洋对想象力的影响，他认为海洋因“空阔无边”而为想象提供了无限可能的观点，是我赞同的。但他同时强调海洋的“很难逾越”“倍加阻隔”也是引发想象的重要原因，言下之意，似乎认为海洋对人类而言，如果不再“很难逾越”“倍加阻隔”，就不会充分调动人们的想象力了。这后一点是我不能认同的。我认为，即使现代科学知识、技术与交通让人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海洋，有机会在海上作业或旅游，突破了海洋的阻隔，海洋还是比其他地貌更能诱发人们的想象。原因何在呢？我们首先需要全面了解想象。
想象本是人类普遍的一种思维活动，不管是柏拉图贬低想象，还是斯多葛主义视想象为疯狂，都不能阻断人类与想象的关系，因为正如英国诗人布莱克在长诗《弥尔顿》中所说：“想象力不是状态，而是人的生存本身”，也不能抹杀想象对人类的贡献，诚如伊瑟尔所论：“想象是人类活动的伟大源泉，人类进步的主要源头。”[41]因此，我们可以说，想象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之一，它与人类共存共荣，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标志与动力之一。
想象又有怎样的特点呢？其一，想象不受概念的约束，可以天马行空，是一种自由的思维活动，正如休谟所说：
世上再没有东西比人的想象更为自由；它虽然不能超出内外感官所供给的那些原始观念，可是它有无限的能力可以按照虚构和幻象的各种方式来混杂、组合、分离、分割这些观念。它可以虚构一串事实，好像正是实在的一般，它可以给它们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它可以构想它们是存在的，它可以向自己把它们和其他一切细节描写出来，而且它所描写的情节正和它所极其确信的历史事实中的一切细节一样。[42]
其二，想象也是有“根”的。康德将想象力分为两种：一是“再生的想象力”，一是“创造的想象力”，但不管哪一种对现实均有所依凭。对此，休谟曾阐述说：初一看来，没有别的东西像人的想象那样似乎拥有无限的自由，但是细究起来：
它实在是限于很狭窄的范围以内的，而且人心所有的全部创造力，只不过是把感官和经验供给于我们的材料混合、调换、增加或减少罢了，它并不是什么奇特的官能。当我们思想一座黄金山时，我们只是把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两个相符的观念——黄金和山——联合起来。我们所以能构想一个有德性的马，乃是因为我们凭自己的感觉可以构想德性，并且把这种德性接合在我们所习见的一匹马的形象上。总而言之，思想中的一切材料都是由外部的或内部的感觉来的。人心和意志所能为力的，只是把它们加以混合和配列罢了。[43]
综上所述，想象呈现为矛盾统一体，既具有很大的自由性，但同时，其自由也是有限的，要受感官经验的决定，要受类似原理、时空接近、因果关系等原则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具有不同特性的外在环境对想象的诱发力是不同的。这正是我们认为海洋环境在培育、引发想象力方面更有优势的立论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笔者认为，浩渺无际的大海之所以比起其他环境更能促成想象的生发，从根底而言，是因为大海与想象具有“异质同构”的关系。
“异质同构”理论是美国学者阿恩海姆提出来的。阿恩海姆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种“力的结构”，这种“力的结构”通常表现为：
上升和下降、统治和服从、软弱和坚强、和谐与混乱、前进和退让等等基调，实际上乃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存在形态。不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心灵中，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不论是在人类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现象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动起来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只有这样去看问题，我们才能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这个整体的内在统一。[44]
“力的结构”听起来有点费解，但仔细琢磨，其中心意思是明确的：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与其他存在物共处一体，共受一种普遍力的作用。因此，人虽然不同于外在事物，但人的心理事实与外界的物理事实具有某种同样的表现性。比方说，垂柳是一种植物，悲哀是人的一种情感，它们是不同质的。但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柔软性本身呈现出被动下垂的结构，而人的悲哀心理也具有下降式结构，二者的结构是统一的。因此，悲伤的人目睹垂柳会心有戚戚，会借用垂柳来表达哀情。
将这一理论迁移到大海与想象的关系上，我们首先明确的是大海与想象一为自然实体，有形有色有声，具体可感；一为思维活动，无形无色无声，抽象不可感，它们显然是不同质的存在。其次，它们具有相同的“力的结构”。一般而言，除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外，大海的自然景观是浩浩渺渺的一派大水，不论风平浪静、潮涨潮落抑或风暴席卷，大海都表现出无比开阔、高度单一的特征，在“力的结构”上是和谐一致的。和谐一致的“力的结构”会使事物处于最低的耗散状态下，从而在表现性上呈现出最强的自由性。因此，面对大海，人的心理是虚静、笃定，更容易摈弃外物回到内心，呈现出如庄子所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亦如刘勰所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的心理状态，这也是梁启超为什么会发出“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45]的感慨的原因。
想象在人们不为外物所扰、心思单一时最活跃，即“力的结构”也是和谐一致的，其最强的表现性也是自由性。这就是说，大海与想象虽然一具体一抽象，没有类属、性质的一致，但它们以相同的“力的结构”与表现性形成“亲属”关系。具有能动性的想象在凭借外在因素生发时，自然会亲近有自己具有“亲属”关系的大海，而不是乡土、山地等无“亲属”关系者。恰如休谟所说：“人的想象力天然是崇高的，它欢喜悠远而奇特的任何东西，它会毫无约束地跑到最远的时间和空间，以求避免因习惯弄成平淡无奇的那些物象。”[46]想象力所喜欢的“悠远而奇特”“最远的空间”事实上正是与它最接近的东西，恰在海洋身上更突出。
同时，濒海环境幽静、旷远、神秘的特点也有助于玄思力的培养。王统照在《银龙集·序》中曾这样回顾自己在青岛的一段生活：
民国十五、六、七年间，我寂居海隅，……凉秋、暮冬，望着冻波敛彩，听着枯枝索战，长夜失眠，便借笔乱写以抒闷怀。是时，那比较幽静的半岛上，人口尚少，生活安定，所以易静心神，易启深思。[47]
这就是说，海隅的沉静，容易将人们的思绪从眼前的现实事务中拉出，唤起玄思妙想。而海洋的神秘莫测、博大无际似乎完全可以承载世界与人生的复杂多样，让人们面海而思考人生，如沈从文说：“海边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48]更有甚者，将海视为人世的象征，如宗白华说：“世界是美丽的，生命是壮阔的，海是世界和生命的象征。”[49]因此，人们面海时，不由自主地勾连起对宇宙、生命、人性、艺术等深层抽象问题的思考，其玄思趣味与思辨能力自然会增强。冰心的自我感受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冰心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说：
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沫，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飘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吸卷了去！童稚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怔忡。[50]
我想，冰心的所谓“怔忡”应是人对自然之伟力的强烈感应，在这种感应下，人会不由自主地被带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幽冥之思，会自然而然地浸入思之海洋，其玄思力就会日益加强。
经由大海激发的想象力和玄思力对个体的精神活动具有同样的作用，它们都能唤起人们的自由意识，能让人们感受到自由的愉悦，能助人们摆脱日常生活的制约和现实功利的考虑，更容易走入审美殿堂，以诗性真实表达宇宙、人生和人性的深层，呈现更高远的人生胜景，达到一种非凡的艺术境界。
既然海洋环境比起内陆环境更能培养作家的想象力和玄思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濒海环境下成长或生活的作家的想象力与玄思力就一定超过内陆作家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想象力和玄思力的形成并非受单一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包括天赋、经历、知识、性情等，经过复杂的组合发酵、融会贯通后才酿成想象的美酒、冥想的佳酿，其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似乎没有定规可言。比方沈从文，他的想象力是在逃学后接受跪罚时培养起来的。他在《从文自传》中写道：“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好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我就从不曾在被处罚中感觉过小小冤屈。那不是冤屈。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
自然之海对作家的影响是不是在每一位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作家的身上都发生作用呢？我们不可能像做自然科学的实验一样，将每位作家的诸多细胞与感官、意识与无意识等依次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即使可能，这样的方法也不适用于复杂的个性化的人类精神层面的研究。我们只能以人之常情推断，大海之滔滔是深不可测的精神源泉，会对生活在其畔的人们带来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