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英雄
在世俗硬汉之外，数量较多、为读者耳熟能详的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的硬汉当属革命英雄了。革命英雄在此处特指在党的领导之下，为了完成党的阶段性任务，以非同寻常的勇敢、智慧、坚韧与自我牺牲精神战胜了敌人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大多生于苦难，在被剥削被压迫中形成坚定的革命意向，在党的培养与教育下不断成长、成熟，有着清醒的阶级意识和顽强的斗争观念，代表着中国工农的先进思想与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历史的新生力量与未来希望，恰合恩格斯所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23]这类硬汉集中在峻青的长篇小说《海啸》、短篇小说《海燕》，曲波的长篇小说《桥隆飙》《山呼海啸》《戎萼碑》，姜树茂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渔港之春》等作品中。
这些革命英雄的硬骨头精神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下显示出来的。这些恶劣的条件集中表现为敌我力量悬殊，我方革命领导和战士要以一当百，克服物资、军火、人员等方面的不利条件，在敌人的封锁中取得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如在《海啸》中，我方所面临的困境可谓是天灾人祸。天灾是惊天动地的大海啸吞噬了丰收在望的秋粮，山东昌潍革命根据地人民在饥饿的折磨中等待救援。人祸是敌人趁机妄图消灭革命力量，发起了两面夹攻的侵犯计划。形势极其危急！以宫明山为核心的革命战士总数寥寥无几，且处于敌占区的封锁之下。而敌人不仅数量众多，包括国民党、日本侵略军、海匪三股势力，而且暂时占据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实施了海陆空的军事扫荡与经济封锁，如织下天罗地网要吞噬革命力量。《桥隆飙》中的情况也类似。为了搞清“飚字军”的真实情况，侦察参谋马定军和侦察连副连长沙贯舟二人寻找机会加入其中。“飚字军”虽然行侠仗义，既打日本鬼子，又打地主恶霸，但同时鱼鳖虾蟹混杂，胡作非为、暴力残忍的事情多有发生。马定军与沙贯舟随时可能踩上暗雷，而事实上他俩确实多次陷入砍头的危险境地。但所谓硬汉，其性格核心就是在非同寻常的不利条件下意志坚定、沉着冷静，在重重困难中以智慧应变、以能力对敌，在一个又一个此起彼伏的矛盾斗争中经受铁与火的淬炼，在反复磨炼中迸发出超强过硬的人格素质和人性异彩，最终取得革命工作的胜利完成。
人类最大的困境莫过于死神迎面扑来、狰狞而笑。因此，在死神面前的态度与表现成为检验硬汉的试金石。如果说普通的硬汉只是蔑视死亡、超越死亡，至死亡于不顾，那么，革命战士就要在此基础上，将死亡的威胁当作一次决胜反击的特殊机会，誓将革命工作进行到底。《海啸》中老党员宫明山对通讯员小马进行生死教育的一段最能体现这种价值观念。宫明山和小马被海匪关押起来，二人面临绝境。小马慷慨激昂地高唱革命歌曲，还自豪地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但久经沙场、成熟老练的宫明山教育小马：“孩子，你要记住，作为一个八路军战士，光是不怕死还不行。”“死，是容易的。可是，更重要的是要争取不死，这也许更难。但必须尽一切力量去向这方面努力，因为这是党的需要，抗战的需要。”[24]这之后，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宫明山、小马等革命战士多次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还出色地完成既定任务，取得最终的胜利。
革命事业千秋万代的保障是革命英雄要后继有人，因此，革命小英雄的出现既传递着革命事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信念，又增加了革命英雄形象的丰富性。且以姜树茂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中的王海生为例。海生可以说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周岁时，他的妈妈因病去世；5岁时，他爹为生计所迫，去青岛码头扛大包。9岁时，海生随爷爷出海，在海的咸涩中学习各种捕鱼本领，也学习老党员爷爷的言传身教。11岁时，海生爹被渔霸迟龙章杀害。爹爹的牺牲更加坚定了海生革命的决心。1947年5月，蒋介石反动政府在美帝的暗中支持下，悍然向胶东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大渔霸迟龙章、李祖忠、麻子副官、二刁蛋、“小白鞋”“大皮靴”等反动势力与坏分子趁机作乱，组织还乡团，妄图重新霸占龙湾头。已17岁的王海生担任儿童团团长，在爷爷王四江、区委书记叶洪山叔叔、民兵队长二虎哥、妇救会会长刘三嫂的领导与指点下，带领儿童团的伙伴们放哨、查岗、散发传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船只不够，他和爷爷在战略转移的最后关头被捕。面对迟龙章的威逼利诱、哄骗诡诈，他毫不动摇，没有吐露任何敌人需要的消息。龙王岛解放后，海生参军入伍，为新中国的早日成立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上我们论及的革命英雄都是在20世纪50－70年代被塑造出来的，他们共同的首要的特质是将党、人民、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生命之上。当集体命运与个人安危相互冲突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安危。这一共性显示了特定时代政治范式对革命英雄的主导作用。“政治范式主导下的国家英雄鲜明地体现政党的意识形态。1950～1970年代忠于党、国家与人民是国家英雄的首要个人特质。”[25]因此，山东海洋文学中的革命英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