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情爱的自主

从两性关系来看，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中的滨海女子同样以壮美为主调。与男权文化主宰下的传统女性不同，她们不再被动地等待或安静地服从，而是主动积极地寻找、追求理想的爱情与婚姻。大萍儿爱上河西岸的青年作家，就毫不犹豫地主动写信求爱。卢万成中篇小说《北海潮》中的夏二菊，和赶海人老温投缘，就主动示好，表达对老温的一片诚心。当老温赶海离开后，又主动去寻找。对于自己心心念念的爱人，她们是那样痴情。老温赶海遇难，好友默默地为老温办了后事，“只有夏二菊，她总不相信老温会死去，仿佛老温会突然在一个早晨从海湾里游出来，于是她要在长长的月白色的海滩上永远地等下去。”^[34]张炜短篇小说《拉拉谷》中的小寡妇二姑娘也是为了真爱苦苦地追寻与守候。村里的已婚渔民骨头别子喜欢二姑娘，但二姑娘厌恶骨头别子，她指着他骂。后来，骨头别子的妻子去世。当二姑娘发现骨头别子改邪归正了，并不惜性命救助自己后，就坚定不移地爱上了他，十几年如一日，面对拒绝也不放弃。作家以赞赏的口吻描述这位令人敬佩的女人：

这是怎样的女人啊：不愧是渔家女，泼辣辣的性子，大海滩上来来往往，敢和光屁股的男人一道儿拉大网。可她只恋着骨头别子一个人，从不向外人递一个媚眼。她苦苦地等待着，盼着能把眼泪洒到这个男人宽厚的胸脯上。^[35]

这份海边女子的痴情有别于神女峰、望夫石等传说中的痴情。“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中的诗意想象，是建立在女性恪守贞节观的无奈与孤苦之上的，是对女性自我权益的剥夺。痴情的背后是男性对女性实施道德绑架后的清欢与得意。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36]逐渐形成的女性性别特征也会逐渐因时代的发展、文化的变迁而改变。新时期海滨女子的相思之情是心甘情愿的自我投入，因为时代已经为女性准备好了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的历史条件。

同时，山东滨海女子的情爱生活中也有理性的权衡与判断。她们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的相守，而且包括彼此人格的平等与独立。且看李尚通笔下的浪女。浪女爱打扮，爱穿时尚的衣服，性格开朗活泼，爱笑爱闹，赢得城里小伙子的喜爱与追求。但她并不因此沾沾自喜，巨大的城乡差距和生活经验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城里人瞧不上村里人，城里人对乡下人的爱情是虚伪或短暂的。当然浪女的观点有偏颇，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城乡之别，但此种偏颇折射出来的正是浪女对平等独立的男女关系的追求，是对自我人格的尊敬与爱护，是灌注着难能可贵的理性精神的。

理性的提引使女性对情爱生活的追求进入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灵与肉的一致。灵肉相契相合的情爱观在五四时期就领引风潮，成为现代情爱观的圭皋。如周作人认为，恋爱“是两性间的官能的道德的兴味”^[37]，一面是性的牵引，一面是人格的归属。但囿于各种原因，真正能将灵肉一致实行起来的女性并不多。因此，山东海滨女子以其勇敢执着、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追求灵肉一致的情爱倍显珍贵。这一点在辣婶、憨妹身上尤为突出。辣婶从小对保子情有独钟，她拼死拼活嫁给了保子，但当丈夫移情别恋后，她并没有死缠烂打，而是理智地退出，还主动将保子挣的钱给了保子。憨妹是李尚通短篇小说《憨妹》中的主人公。憨妹、成子、黑魁子从小在一起长大。情窦初开时，黑魁子喜欢憨妹，憨妹却恋着成子，而成子和城里姑娘亚男情投意合。亚男抛弃成子后，憨妹主动和成子结婚。婚后两人生活顺利，但后来成子和亚男旧情重燃，成子和憨妹离婚。成子和亚男好景不长，再度被亚男抛弃的成子又求得憨妹的谅解，和憨妹复婚。但在婚宴后，喝醉的成子抱着憨妹，却忘情地喊着亚男的名字。憨妹疯狂地跑向海边。她彻底地明白了，她和成子的两次结合仅仅是肉体上的名分上的，而缺乏情感的交融、精神的共鸣。憨妹平静后找到黑魁子，她问他：“你真的喜欢俺？”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憨妹决定和黑魁子一起生活，但在和黑魁子聊天中，她发现黑魁子是个贪恋金钱的人，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反思辣婶、憨妹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可以使我们更生动地体会情爱的复杂性与规律性。庐隐曾在《我对于恋爱的主张》一文中明确地说，恋爱是有精神条件的，首先是彼此人格上的欣赏与尊敬，其次是性情的合拍，再次是“为了爱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38]这是至真的精辟之论。长久稳固的两性关系必须有赖于精神的牵连。辣婶、憨妹在情爱之路上经历了波浪式的起伏与挫败，正说明了精神契合对于情爱长存的至关重要性。辣婶、憨妹等通过自己的情感经历最终意识到灵肉一致在两性关系中的至高性，并且以之为标准进行取舍，她们虽败犹荣，她们的勇敢、坚定与理想精神让人感佩。情爱在某种意义上是审视女性和审视社会的一个重要尺度。在情爱问题上的认真执着、清醒冷静，不仅是女性应有的态度，也应是人类共有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肯定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价值，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