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时期
十七年及“文革”期间，山东海洋文学作品中的硬汉几乎都是在战争背景下产生，有着清醒的民族意识与革命思想，都活跃在有组织的民间团体或革命队伍中，大多最终成长为政治素质、革命意志与战斗能力均超乎寻常的英雄形象。因而，此时段世俗硬汉处于缺席状态。
历史行进到新时期，社会格局与形态的变化也带来文学的嬗变。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再冠压群芳，而仅是百花园中秀丽的一枝。现实生活、当下体验、日常境遇似乎更受作家与读者的青睐。山东海洋文学也顺势而为，贴近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下笔立意，使得世俗硬汉的香火重燃。
在外在行为上，新时期的世俗硬汉与现代时期的相同，都表现出对异己力量的不屈与反抗，但在内在原因及精神蕴含方面，时代的差异又是极其明显的。
我们前面已述，现代世俗硬汉的强硬与豪壮多是在险恶环境的压迫下为了满足自我的低级需要、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而被迫作出的选择，且往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新时期的硬汉们要幸运得多。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弱肉强食的社会现象虽然并未绝迹，物质极大地丰富、人人充分地自由的乌托邦想象虽然尚未出现，但最起码，国家独立、制度健全，人们的生理生存需要不再是悬而未决的难题，人们的正义、人权需求在政治、法律的层面得到基本的保障。海疆人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生活，大家既可以寄身渔业，也可以在经济多元化的条件下做出别的选择。依旧从事渔业的，在渔业的捕捞设备与手段趋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其凶险性也大大降低。也就是说，马斯洛为人们所划定的低级需要在新时期得到了满足，就不会出现为了低层次的生存而拼命硬干的汉子了。那么，新时期山东海洋文学的疆域中活跃着的硬汉们是有着怎样的追求与表现呢？
我们回到硬汉的核心内涵上来回答问题。关于“硬汉”，文学界并没有严格的鉴定，但大家有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致肯定：硬汉是在严酷的环境考验下顽强不屈、坚守自我的人。也就是说，硬汉的核心内涵是对自我的捍卫。如果说，现代山东海洋文学中出现的硬汉是被动的自我保护，所作所为的目的是自我不被扭曲与涂改，那么，新时期的硬汉就登着历史的台阶更上一层楼，他们的追求更高，他们渴望的是自我价值的发扬、自我个性的实现、自我道德的完善等，可统称为自我实现。
归并到“自我实现”的领域下谈论问题，无异于将大家带入陷阱丛生的沼泽地，随时可能走入误区，因为：自我实现一直以来是众说纷纭、复杂难解的一个概念，备受哲学家与心理学家的青睐。笔者并非有意借助这个概念的知名度来提升自己观点与论题的层次，只是从人物分析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的词汇。无意中陷入纷争，就需要首先在概念上澄清自己的理解与寄寓。
关于自我实现，目前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有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思想与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自我实现理论。二者都立足于人的健康、全面、自由的发展目标，“强调人类需要潜能的作用，重视从需要理论出发建构各自的自我实现思想；突出了劳动及创造性的努力工作对自我完善的决定性作用；也都肯定了社会对自我完善的积极意义；”[10]但二者的差别也是显豁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自我实现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人性论和似本能论，强调人性中自然因素、生理决定性的作用。马斯洛认为“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先天给定的”，“基本需要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11]而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论建构自己的自我实现思想，提出自我实现是以劳动创造为核心的自由实现的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因此，马克思强调自我实现的劳动性、社会性，强调社会环境的制约及决定因素。
应该说，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思想弥补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只重视内部核心正常发展、忽略人的社会化能动追求的不足，但人本主义心理学在某些具体问题方面的卓见，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此，笔者将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择取二者的合理之处为我所用。
首先，笔者认为，人的自我，既包含马斯洛所说的“本质的内部天性”，有与生俱来的“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智能、天资、解剖的资质、生理或气质的平衡、出生前的或出生时的损失，以及新生儿的创伤等。”[13]又包含后天在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中根据“社会创造的需要”调整后的能力与追求，对内部天性进行增添或删减。基于这种理解，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自觉培养自身的天性与潜能，并根据社会的需要不断发展、提高自身的能力，以不断满足自我天性的需要，同时也不断实现在社会实践、文化教养过程中确立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
显然，自我实现是一个主客观协调一致且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是复杂而艰难的。马斯洛曾说：“虽然在原则上自我实现是容易的，然而实际上它却极少发生（根据我的标准来看，肯定少于成人总数的1%）。”[14]但硬汉的卓异之处就在于知难而上、将艰难化为现实，其第一步就是认定与坚持自我目标，以实现自我价值。
硬汉的目标非同寻常，往往具有尖锐的挑战性。我们从人物的外在行为着眼，发现硬汉们会在职业的选择与人生的规划中体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价值追求。
张炜小说《黑鲨洋》中的曹莽从小在海上历练，但父亲命丧黑鲨洋的悲剧，让他疏远了大海。但他始终不能淡忘父辈的荣耀与挫折。经过深思熟虑，曹莽回到海上，他要在搏风斗浪中成长为第三条硬汉。但“大海像个谜，解不开；大海像匹烈马，永难驯化！”[15]尤其是黑鲨洋，以出产大鱼给人以诱惑，又以暗礁丛生、鲨鱼出没、风浪变幻莫测给人以致命的打击。曹莽深知黑鲨洋的凶险，但他对其发起挑战，且一旦目标确立，就勇往直前。曹莽随着老七叔的船闯到黑鲨洋了，他与力气大得惊人的鱼拼杀了一场又一场，所获丰硕。但天色变紫，眼看着风浪就要袭来，偏偏两脚被勒在乱礁上。对硬汉的真正考验出现在目标受挫时何去何从。老七叔与两个儿子都坚持割网走船，但曹莽刚勇倔强，不愿向恶魔般的大海认输，他要为父报仇，他要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在乱礁中沉浮，他与鲨鱼搏斗。最后，曹莽受伤归来，但他以自己的胆量、韧性与力量赢得了大家的敬佩，成为又一条硬汉。
孙鸷翔的小说《金边马蹄螺》更是直截了当，在人物的职业选择中塑造硬汉形象。主人公“他”下乡返城后，可以去街道纸盒厂上班，虽然工资不高，但风不吹、日不晒，可以安逸度日。可“他”毅然决然地要做“闹海猛子”，妈妈的号啕大哭与下跪哀求都不能使他动摇，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与追求：
虽然掏龙王爷的心窝子是玩命，但他绝不后悔。爸是死在海里了，但他留下了三十八枚金边马蹄螺，这是他征服海的纪录，在三十八年里，他战胜了海。接下来，轮到他了，他是他的儿子。这就是整个历史。做人就该这样。[16]
因此，“他”的一意孤行就不是任性随意的选择，而是立意于对自我人生的安排、对自我价值的个性化追求，是敢于坚守自我的硬汉式行为。
卢万成《深海的蓝光》《白参》《北海潮》中均有类似的硬汉形象。
硬汉形象得以成立，不仅在于其外在行为上的挑战世俗，而且同时更是内在价值取向的傲然与超越，且正是精神追求的坚挺才催生出处世决断的镇定。我们前面所论及的几位代表，是侧重职业选择、人生规划展开的，下面我们就转换视角，从道德观、情爱观等意识观念的方面论述几位硬汉。
张炜的《拉拉谷》、宗良煜的《苏伊士之波》就是在情爱观的矛盾纠结中展示人物的道德观念，塑造克制欲望、坚守自我道德认定的硬汉形象。《拉拉谷》的主人公是一位绰号为“骨头别子”的铺老。他在年轻时酒后乱性，疏于对妻子的呵护。妻子的病逝和他痴恋的小寡妇的哭骂警醒了他，他醒悟到自己的荒唐，痛改前非，默默地赎罪。后来在“文革”中，“骨头别子”救下小寡妇，赢得对方的尊敬与爱恋。十几年以来，小寡妇多次主动亲近他，要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的心中也爱恋着小寡妇，但向妻子赎罪的决心死死地抓牢他，“他跟自己内心深处涌出的那股情感一次次搏斗着，差不多折损了全身的力气……可以骄傲地说：这十几年里，他都是胜利者。”[17]很明显，“骨头别子”的“硬”表现为对自我道德形象的极端化追求，甚至这种追求是有悖于现代情爱观的，也不符合人性的健康发展，甚至和主体自我的情感本能也是背道而驰的，但它是当事人自认为更高的价值追求，体现着主体自我的价值标准。就这样，“骨头别子”以“渔人特有的深邃、沉重和冷峻”用无比强大的意志力量战胜了自己的欲望与情感，成为硬汉楷模。
《苏伊士之波》通过对比塑造了坚守自我情爱观的中国大副形象。船长范·盖达斯是法国人，他与妻子相爱如初，但他们信奉“爱情与性是两码事儿”的情爱观，彼此都有其他性伴侣。中国大副坚信婚姻外的性行为是对圣洁爱情的玷污，是不道德的。船长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唆使形貌与大副妻子酷似的埃及姑娘“想方设法灌他酒，拼命夸奖他的妻子，最终让他相信你就是他的妻子”。结果如船长所料，大副在醉酒后与美丽开放的姑娘发生了性行为。但船长没有意料到的是，大副居然会因酒后乱性变得魔魔怔怔，他对着船长大喊：“你这个无耻的家伙！你为什么要坑害我？为什么要毁了我？你知道吗，你彻底毁掉了我呀！”[18]船长保证不对任何人透露大副和埃及姑娘的性事，但大副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在良心和道德的折磨下，主动提出辞职。大副以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传统情爱观，显示了其坚守自我道德追求、不被环境所同化的顽强个性，不失为硬汉的另一种典范。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不论从外在行为还是内在精神来看，勇于自我实现的硬汉们都为自己设立了高于普通人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都有着忽略物质性自我价值，而侧重精神性、能力性自我价值的趋向。因此，超越性是硬汉确立自我目标、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二个显著特征。
硬汉迈出的第二步是将自我扩大化，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原本人的价值就是双向的，对于顺应良好的社会人而言，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同寓一体但向度不同，前者指向他人及社会，后者指向自身，二者是彼此促成、整体统一的关系。具体到新时期山东海洋文学中，我们发现，一部分硬汉们所坚守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既来自自己的追求，又有着为他人着想、奉献甚至牺牲的打算与意义。
张炜的小说《海边的雪》、卢万成的小说《木罗鱼之火》、孙鸷翔的小说《海蜒鱼酒馆》就以描写将坚守自我与关爱他人协调一致的硬汉为叙述中心。前两篇是仁义的老年硬汉，后一篇是刚毅的青年硬汉。
《海边的雪》中的金豹一辈子和风浪搏斗、出生入死，练就了强硬的筋骨与不服输的斗志，即使年老，还是争强好胜。但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铁面无情的人，为了急救海上遇难的小蜂兄弟，点着了渔铺，救回了4个年轻人，而他自己积攒了多半辈子、准备盖房的钱也被烧为烟灰。金豹没有把攒的钱被烧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他默默承受着心愿落空的感伤，并最终在为他人付出的社会价值的认定中盖起了自己精神的小屋，又满怀着生命的强力活下去。
《木罗鱼之火》中凸显的也是一位老渔民的形象。木罗鱼是一位守滩的独身老人，他为了让过往船只获得路途的指引与心灵的温暖，天天晚上点篝火，顶住了人们的干涉与咸言辣语，坚持近二十年之久，死前还用奖金买来柴草留备后人来用。木罗鱼这种被很多渔民认为“浑”的行为，实际上正是自我意志坚定的硬汉的标志，且这样的硬汉把自我价值与为他人奉献的公众价值自觉地混融在一起，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教化作用。
《海蜒鱼酒馆》中绰号为“笔管蛏”的闹海猛子平时孤傲、倔强，他为了获得爱情与他人的尊敬甘冒巨大的风险闯深海。但此时，他的眼光仅仅局限在物质性自我价值之中。但在恋人的激励下，他终于明白人的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装潢的，也不是用虚荣心来支撑的，而是以赤诚的品质、真实的能力坦然行走，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体现自我的存在。在后来的突发事件中，他舍己救人，真正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硬汉子。
新时期山东海洋文学中还有一类世俗硬汉形象。他们的身份多是远洋水手，他们的性格表现和其他硬汉一样，是勇敢坚韧，是执拗地寻找生命的真实，是严格地恪守自我的追求。但与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世俗硬汉不同的是，此类硬汉深层的精神支柱更显著的是为祖国争光、为民族添彩的强烈意识。
这类人物多出现在宗良煜的远洋小说中。我们看宗良煜的短篇小说《驶过好望角》与长篇小说《与魔鬼同航》。前者的硬汉是余涛与朱翔飞，后者的是秉毅刚与杨旭，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派到外国轮船上工作的海员。在航海史上，中国曾掀起让世界瞩目的惊涛骇浪，但在这几位硬汉工作的八十年代初，中国的航海技术明显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综合实力也不如人意。老舍曾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的”，强国的人民受人尊重，而弱国的就深受歧视。而且，在经济贸易、政治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国际环境中，任何单独的个体同时都是所属国家与民族的代表。因此，在涉外环境下的每个人，其一言一行不仅关乎个人声誉，也关乎国家与民族声誉。正是在这种国际化的环境下，余涛与朱翔飞、秉毅刚与杨旭勤奋钻研、精益求精、不知疲倦地硬干、苦干、巧干，从专业技术、业余爱好、语言文化、为人处世各方面努力提高、全面突进，他们敢于挑战狂风骇浪，他们主动临危受命，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用质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精神诉求：“工作再苦再累我都可以忍受，可外国人对我、对咱们的侮辱我受不了，我相信我能用无懈可击的工作让他们信服。”[19]他们时刻铭记的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当今世界咱们的航海技术不比别人差，咱们的航海事业后继有人”，他们不断地在内心要求自己：“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海员，中国人！”[20]
显而易见，这类硬汉的深层动力是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怀。这是对个体所属民族与国家共同体的意识，是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国家至上、民族为重作为内在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决定着他们在涉外环境下的工作与生活。并且，他们表现出的不是一味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盲目维护，而是较为客观、冷静地分析、判断，如秉毅刚对杨旭所说的这句话——“过去和现在中国在你的眼里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为什么外国人就不能指责？”[21]就表现出作家所褒扬的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意识，超越了传统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气节中往往掺和的臣民意识与感恩心理，而是和现代自我意识融会贯通了。硬汉们维护国家、民族的行为是和成就自我、塑造自我的主体意识水乳相融的。这正如胡适所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22]因此，这类硬汉的意义又是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疆界，而显示了普世的人性的自由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