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恶的普遍性
笼统来说，不论自然灾害性的、世俗性、政治性的苦难，还是群体的、个人的以及物质的、精神的种种苦难，都以人性的弱点为根基，都伴随着人性恶的潜藏、发酵与膨胀。中西方一直以来就对人性恶有着明确的感受与认识。荀况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且一切“恶”性皆与生俱来：“凡人有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荣辱》）西方更是普遍警觉人性之恶，基督教的“原罪”说就是以之为基础。亚里士多德也深刻地意识到人与恶的天然联系，声称“不敢对人类的本性提出过奢的要求”[31]。圣·奥古斯丁对人性的丑恶深信不疑，他说：“自私统治着这个国度，各种自私自利的目的相互冲突，使它终将沦为罪恶的渊薮。”[32]到了现代，人们对性之恶的认识并未改变，汉密尔顿就说：“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33]正是由于人类本性的丑恶不能得到根本抑制，苦难才连绵不断、层出不穷。当代著名作家张炜曾有这样的思索：“不可回避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为什么恶常常是不可战胜的？由于人类自身的弱点而招致的灭顶之灾迟早会来临吗？”他的疑问其实同时就是答案，恶是人类自身的弱点，是不可回避的，它们造成的灭顶之灾早已被人类的历史所证明。
回到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我们前面放在自然性、世俗性、政治性苦难范畴中论及的作品，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同时触及人性恶所致的苦难。
新时期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海洋小说，如张炜的《鱼的故事》《海边的雪》《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王润滋的《三个渔人》《海祭》等，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风浪骤起、风雪交加、环境恶化等自然性灾难，但究其缘由，作家们的观察与认识是相同的，即人类的自私自利、贪婪无度、残忍无情等人性的堕落是自然性灾难的根由！我们仅从《怀念黑潭中的黑鱼》中抓取一个片段就能捕捉到作品的深意所在：
但我对现代人的仁慈是从不抱奢望的。记得一次路过山区水库，那儿的人竟然使用黄色炸药捕鱼。轰一声闷响之后，无数的鱼翻起白色的鱼肚，浮在水面上。他们只需用一个浅浅的罩网，就把它们收到船舱里去了。[34]
这篇小说是第一人称叙事，主体是“我”对黑鱼传说的述说与体味，其中弥漫着的是对人类见利忘义、目光浅短的谴责。以上所摘的一段仿佛只是作家信手拈来的闲来之笔，但这样丧心病狂的恶劣行为其实就是人类为了自我私欲不断草菅生灵的缩影，作家在这段文字间所包含的愤怒、绝望是对人性之恶的严厉控诉！
王润滋在《三个渔人》《海祭》中所设置的自然之难都有几分诡异的味道。先看《三个渔人》。老李哥、海生、小顺子出海时，“早霞浓艳美丽，落进海里水也染红。天上红得明朗，海里红得深重。没有风，海像凝固一般。船经过的地方，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像从玻璃上拖过。”[35]但不一会儿，太阳升高了，天气就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黑浪沸动，凶险不安。浊雾从中间生出，盘旋升腾，弥漫着海面。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海鸥飞进去，飞出来，发出惊恐的啼叫……”[36]这种急剧的自然变化用海洋天气瞬息万变的物性特征来解释当然也是说得通的，但作品在表现这一灾难对当事人的心理影响时所投射的道德反省意味就显示出自然之难只是表层，而作家的深层意旨仍是对人性变异的批判。尤其在作品的尾声，三个渔人漂泊在孤岛上几日，每个人都完成了道德忏悔、心灵复归清白之后，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位白须白发、满面红光的老人送他们出岛。老人像是什么都知道，可面对渔人对自己身份的询问却笑而不答。最后，渔人完成了心灵的蜕变之后，“三个渔人又合伙买了一只小舢板，又摇着出海了。没带钩，没带线，要去找那一座救他们的岛，要去找那一位银须白发的老师傅。不知道在哪儿，反正要走很远很远的路，这一带海区没有岛。”[37]“这一带海区没有岛”似乎进一步告诉读者，有惊无险的海难设置仅仅是一种手段，使人物在绝境体验中深思冥想、烛照内心的黑暗，作品借此情节所要凸显的不是大海的莫测，而是人心的善恶！
《海祭》也写了一场大风暴，造成当地渔霸阮老七船毁人亡，当地的渔民是怎么看待这一事件呢？大家认为这是神灵对恶人的惩治，我们来听一个中年汉子的说词：
那么好的天气怎么就会来了一场大风暴？那么多船在海上，小舢板都闯过了，怎么就翻了阮老七的大机帆船？他平日很少出海，在村里坐办公室，在家里接待参观的人，怎么那样巧那一天就出去了？老人们说得对，这是报应！世间没有报应怎么行？那不好人管多会都要倒霉、坏人管多会得势？[38]
其实，老百姓的报应说就是作家的主题之所在，就是作品对人性恶的揭示与批判。
在前面我们所谈的突显自然性、世俗性或政治性苦难的作品中，也同时辐射到了人性恶的灾难。王统照的《渔家》《沉船》在直接揭示自然肆虐、政治昏暗、帝国主义入侵等因素给海疆人民带给无比沉重的苦难时，不也暗示了警察的残忍、日本人的冷酷等人性之恶吗？峻青的《海啸》《故乡杂忆》、曲波的《桥隆飙》、杨朔的《渔笛》、卢万成的《渔家傲》等作品无一不为我们呈现苦难的综合之力，这进一步说明：苦难之所以是文学创作长盛不衰的题材与主题，是因其有效地显示了人类社会生活，如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又包孕了人性善恶、爱恨、仇怨、愤怒、怜悯、自信、自卑、冲动、冷静等人之为人的一切感情与理性。因此，在其具体表现上，分门别类的论述只是策略上的可行之法，而实际上是多种缘由、表现融汇混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是需要我们特别明确的。
正如人类的历史不能用单一的伦理道德观来衡量，苦难对于我们的意义也不尽是血腥与惨痛。正是在战胜风狂雨暴、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中，人类的知识与技能不断发展，逐渐成长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也正是在与自私、贪婪、嗜血等人性之恶相搏斗的过程中，人类建立了权力分立、监督等较为健全的社会制度，确立了平等、仁爱、民主等更为先进的思想观念。落实到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作品中，我发现，与苦难如影随形的就是人民对苦难的克服、超越与战胜，遂出现了一代又一代闹海猛子的硬汉形象，成为海洋文学最阳刚、最崇高的美学收获。这将是我们下一章详细阐述的问题。
【注释】
[1]杨振声：《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
[2]《威海管理公署年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第103－104页。
[3]吴周文编：《杨朔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168页。
[4]吴周文编：《杨朔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页。
[5]张炜：《张炜短篇小说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6]张炜：《鱼的故事》，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7]孙鸷祥：《野厨》，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8]孙鸷祥：《野厨》，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9]王统照：《沉船》，《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王统照》，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10]张炜：《张炜短篇小说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11]张炜：《张炜短篇小说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12]卢万成：《芝罘旧夕阳》，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13]卢万成：《芝罘旧夕阳》，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14]卢万成：《芝罘旧夕阳》，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15]卢万成：《芝罘旧夕阳》，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16]张炜：《张炜短篇小说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17]孙鸷祥：《野厨》，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18]卢万成：《芝罘旧夕阳》，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
[19]吴周文编：《杨朔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20]臧克家：《臧克家文集2》，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
[21]臧克家：《臧克家文集4》，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94－595页。
[22]峻青：《海啸》，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455页。
[23]峻青：《峻青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
[24]冯光廉、刘增人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王统照》，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25]冯光廉、刘增人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王统照》，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26]杨振声：《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27]杨振声：《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28]芦焚：《毒咒》，收《里门拾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
[29]葛红兵：《文学能给乡土什么？——葛红兵刘醒龙对话》，《直来直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30]刘醒龙：《文学反的是腐朽》，《西安晚报》，2005年11月8日。
[31]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32]（美）G·F·穆尔著，郭舜平等译：《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2页。
[33]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公共论丛》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8页。
[34]张炜：《张炜短篇小说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35]王润滋：《自己的日子》，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36]王润滋：《自己的日子》，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37]王润滋：《自己的日子》，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38]王润滋：《自己的日子》，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