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学的发生
具体到海洋文学，其发生也遵循着文学的一般规律，同时，其环境机制具有自己的具体性与特殊性。毫无疑问，海洋文学是在海洋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海洋文学的航船乘风破浪、直挂云帆的征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这一浩渺无际、悠久丰厚的海域才能进行。“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68]这就意味着在海洋文化语境下发育的海洋文学也应以“人类与海洋的互动”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对于文学而言，首先就是作家与海洋的互动，因为作家是文学的第一主体。
作家与海洋互动的前提条件是作家有着海滨生活或海洋航行或海上工作等与海洋有关的人生经历，并且作家与海洋的接触犹如铁被磁石所吸引，海洋成为作家感知世界、认识生活的独特视窗，海洋引发作家热爱自然、探索人生的情怀。也就是说，海洋强劲地扑入作家的心灵版图，并打下深刻的烙印，对作家的成长与创作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山东海洋文学外延下的作家与海洋的缘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作家在童年时于海边居住，海浪的涌动伴随着他们的朝夕，海风的吹拂撩动着他们的情思，渔民的劳作震撼着他们的心灵。这种情况在杨振声、冰心、杨朔、张岐、张炜几位身上尤为突出。
杨振声1890年出生于山东蓬莱县水城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海边农村度过的。他喜爱大海，也关注渔民的生活与命运。这样的生活与情感为他日后创作海洋小说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冰心1900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县，于1903－1904年间，因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冰心一家搬到烟台，他们在烟台度过了八年的时光。这八年间，他们一直住在离海很近的地方。四岁的冰心，曾经一个人跑到山顶的旗台上去看海，因乐而忘返而弄得家人心急如焚，家人呼唤她归来的声音多少年后仍然令冰心心颤泪流。五岁时的一天，母亲中午熟睡长达三个小时，而这段时间，小冰心站在院外的石阶上出神地凝望大海，竟然凝望了三个钟头！从寄居在海军医院开始，家与海更近了，小冰心就与大海朝夕相处。她在回忆童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正房比较阴冷，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情感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69]
可以肯定地说，大海是冰心的自然之母与灵魂导师，她的生命律动呼应着大海的潮起潮落，大海的伴生物——旗台、码头、炮台、士兵、渔民是她童年生活的重要伴侣。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催生了日后作家冰心的海洋书写，她说：“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
杨朔1913年出生于山东蓬莱，1927年去哈尔滨求生。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故乡度过的，而蓬莱“是个偎山抱海的古城”，杨朔就是在海腥气的熏染下长大的。据杨朔的弟弟杨玉玮追忆：在家乡的时候，杨朔一次次地在海边流连忘返，沉醉在与大海为伴的趣味中，归家时往往耽误了晚饭，引起母亲的担心和责备，但总也改不了。
张岐1929年出生于山东渤海湾长山岛上一个渔民家庭。自幼丧母的他是“抱着浪花，枕着涛声，玩着贝壳”，吸吮着大海母亲的乳汁长大的。他说：
我爱听那喧腾咆哮的海潮声，爱看海上那种神奇变幻的烟云景象，爱呼吸那带有浓郁咸味的海风气息，爱和那勤劳剽悍的猎海渔人交结朋友……我觉得渔村的一棵草木，一块卵石，都和我有着深厚的感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0]
正是与大海血脉相连的经历与挚爱催生着张岐的文学创作，使他这个小学毕业生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开始“把自己对于大海的爱，和由于这种爱获得的对大海的感受和印象，……记录下来。”[71]
显而易见，正是与大海血脉相连的经历与挚爱催生着张岐的海洋文学创作。
张炜1956年出生于山东龙口，其西部和北部都濒临大海，当时没有龙口市的设置，龙口只是隶属于黄县的一个小渔村，张炜家独居在渤海湾畔的一片林子里。他出生后一睁眼看到的环境中就有无边无涯的大海。张炜曾说：“想起过去，心中往往出现并列一起的三部分：林子，大海，狗。”[72]在张炜的记忆中，出生地的一切都可亲可爱，“那里的蘑菇和小兽都成了多么诱人的朋友，还有空旷的大海，一望无边的水，都成为我心中最好最完美的世界。”[73]“最好最完美的世界”滋养、启迪着张炜的灵与思，让他的笔下藏着一个书写不尽的大海。
另外，山东籍作家中，周浩然、王安友、王家斌、赛时礼、王润滋、孔林、王常滨、纪宇、刘玉民、庄永春、卢万成、邹明珠等都有童年与海相伴的成长经历。
第二种情况是，部分作家虽然没有出生于渔民或海军家庭，没有面海而居的生活环境，但童年时因家乡距离大海较近，也能感受到海风的吹拂，也能接受到海洋文化的熏陶。如王统照、臧克家、孟超均为山东省诸城县人，诸城县位于山东东南，并非靠海之地，但距离黄海很近，与日照港、青岛港的里程分别是80公里、100公里。臧克家在题为《黄风》的散文中就曾写道：“我的家在东海之滨，消受着海洋气流的浸润，”[74]与此情形类似的还有刘饶民、李存葆等。他们的家乡都是临海之地，但却没有与大海朝夕相处的便利，在他们的回忆性文章中也看不到童年时在大海边嬉戏的文字，但大海的壮美神秘恐怕也参与着他们童年时无边的遐想，海洋文化的丰富、独异也在他们的成长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
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童年时的涉海生活对海洋文学生成的重大影响呢？从个体成长的一般规律而言，人之初，洁如白纸，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且最初的色泽清晰，经久不变。这一要义，心理学家皮亚杰、弗洛伊德等多加论述，同时也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我们刚才论及的几位作家都有如上的表述。冰心曾说：“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75]张炜也说：“童年的经验是顽固而强大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改变的。”[76]这就是说，即使部分作家在少年或青年时期因着学习、生活的需要离开了海滨，居留在内陆城市，“那么就会有新的自然地理因素的加入，与原来的地理基因发生碰撞而产生新质，并且一直会有所变化；但是，它们都是围绕早年形成的地理基因而存在与发展。”[77]因此，早年的自然地理及其相关因素是作家日后环境意识、精神品性、审美情趣等形成的基础与制约性因素，对作家整体环境世界形成的影响是第一位的。
第三种情况是作家成年之后因为工作或求学或旅游等原因来到海滨城市。虽说海滨城市不单是波翻浪涌、船帆招摇的海洋景观，海洋景观也不能成为海洋创作的充要条件，但大海的潮汐、海洋文化的独特会更新居住者的空间体验与文化感触，会为可能的创作提供必要的情感动力与素材准备。对于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来说，青岛这个海滨城市魅力十足，它曾在现代时期聚集了众多文学家，为他们海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现代时期曾住青岛并有海洋文学创作的山东籍作家有：杨振声、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周浩然、孟超、臧云远等。他们与青岛的渊源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因工作，如杨振声、王统照、吴伯箫、孟超；一类为求学，如周浩然、臧克家、臧云远。前一类中与青岛关系最密者当属王统照。王家有亲戚在青岛，王统照幼年时就曾去青岛探亲、游玩。王母很早就在青岛购房，王统照成年后便帮着母亲打理青岛房产。后王母移居青岛，他时常回青探母。1926年3月，因母亲病逝，他又回到青岛，感觉青岛环境清新，遂决定定居青岛。他在观海二路49号购地八百多平方米，建了两栋平房。为了观海，王统照特意在书房外修建了一座小平台，起名为“观海台”。1927年4月，王统照举家迁至青岛。1927年10月，王统照创作出了来青岛后的第一批作品，海洋小说《沉船》《海浴之后》即包含其中。1929年至1931年初，王统照先后在胶济铁路青岛中学、青岛市立中学任教，还在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前的补习班和青大创办初期的中文系兼课。30年代初，他创作了海洋诗歌《雾警》、海洋散文《青岛素描》、涉海小说《山雨》《春花》等。1934年3月至1935年春，为躲避政府的迫害，王统照出游欧洲，写下《欧洲游记》，其中有一篇海洋散文。“七七”事变后，青岛危急，王统照携家赴沪，于1945年春，又返回青岛。1945年12月，王统照担任青岛《民言报》副刊《潮音》的主编。1946年2月，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王统照被聘为中文系教授。1950年9月，他离开青岛去到济南，就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后改任省文化局局长，并担任了省文联主席。而在青就学者中，臧克家与青岛关系更亲密。1929－1934年，臧克家在国立青岛大学预备班、国文系读书，毕业后到临清一所中学任教，但假期必去青岛。他曾说：“青岛是我久居之地，离我故乡不到二百里，大学时代的读书生活不用说了，我到中学教书，每到假期也一定到这里。”他曾在诗歌《情感的彩绳》中深情回忆以文会友的美好生活：
青岛的夏季，碧海青天，
《避暑录话》的朋友们聚集在海滨，
伯箫的“山屋”，我的“无窗室”。
你（指王统照）的观海二路，老舍的庭院碧草如茵。
他的海洋诗作《贩鱼郎》《大海的使者》等便是青岛生活的结晶。
非山东籍、居留青岛并有海洋文学创作的作家有：冯至、顾随、王亚平、闻一多、梁实秋、老舍、沈从文、苏雪林、柯灵、徐中玉、秦惠亭、李白凤等。他们因工作、求学、访友、避暑等原因，多则几年、少则几月居留于青岛，因青岛适宜的环境而笔下生风，创作或酝酿出杰出的作品。如沈从文，1931－1933年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每日在青岛的海边散步、构思，海边清新的空气让他身心舒适、精神旺健，他深感“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他的代表作《边城》就是在此酝酿。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内完成，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78]而老舍在青岛写就《骆驼祥子》，确立了自己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虽然这些作家的创作并不以海洋文学而著称，但青岛的山海、人文确实曾深深地触动着他们，让他们的文学天地中增加了海洋文学的别样风景。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三个女性》、散文《水云》《青岛游记》即是沈从文多次居青岛，“在海上受水云教育产生的幻影”、沉思与回忆。
青岛之所以能云集各路作家，成就海洋文学创作的小高潮，自然有来自作家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一定是青岛在客观上具备了某些条件，吸引作家聚集，促成了海洋文学的出现与繁盛。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一步的研究，以期发现海洋文学兴盛的规律。
首先，青岛教育的蓬勃发展是会聚作家的直接原因。不论省内还是省外作家，他们多数是因为在学校工作或求学而来到青岛，才有机会与海洋产生心灵的呼应，从而创作海洋文学作品。当时，最能体现青岛教育成就的当属山东大学的成立与发展。山东大学的前身，为1901年开设的省立山东官办大学堂。1930年，位于济南的省立山东大学迁往青岛，合并了私立青岛大学，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因抗日战争爆发，国立山东大学1937年迁址、1938年停办。1946年春，山东大学复校，直至1958年7月迁校济南，办学主体一直在青岛。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文学院，分为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先后聘请的作家型校长、教员、职员有杨振声、赵太侔、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沈从文、孙大雨、陈梦家、吴伯箫、宋春舫、老舍、洪深、台静农、叶石荪、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丁西林等。在山东大学就学、后成为作家的学生数量也不少，最知名的有臧克家等。事实证明，“大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又是文学创作的大本营”[79]，而设立于滨海城市的大学，自然也成为孕育海洋文学的大本营。
其次，青岛整体较为优良的经济、文化发展是吸引作家们居留的重要原因。青岛工业门类齐全，涉及纺织、制盐、火柴、化学、烟草、食品等40多个行业，其中纺织业尤为发达。青岛商业繁荣，形成了著名的中山路商业街、聊城路日本商业街等商业街区，都显示了地方经济的活跃。青岛的文化产业也比较发达。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青岛的中文报纸有《青岛晨报》《青岛民报》《青岛时报》等近二十家，外文报纸有《泰晤士报》《大青岛报》等近十家，规模不亚于北京、天津和上海。报业发达，其文艺副刊也很兴旺。早在20年代初，《青岛快报》即有文艺副刊《小钢炮》。30年代，《青岛时报》《青岛民报》《青岛晨报》等先后开设文学副刊。1934年，从哈尔滨逃至青岛的萧军担任了《青岛晨报》文艺副刊主编，萧红则担任《青岛晨报》“新女性”栏目的编辑。1935夏天，王统照、老舍、洪深、赵少侯、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12位作家齐聚青岛，在《青岛民报》上开辟了名为《避暑录话》的副刊，发表新文学作品。其中虽然绝大部分作品不是海洋文学，但浓厚的创作氛围无疑有助于海洋文学的出现。图书馆、书店也有益于文化气息的营造与文学创作的兴盛。青岛市立图书馆馆藏甚丰，既有文学读本，又有学术研究著作。戏剧家宋春舫在青岛创办的褐木庐藏书楼（后更名为褐木庐戏剧图书馆），是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戏剧专业图书馆之一，在全国赫赫有名。1933年，青岛各类书店有近20家。专营新文学书刊的荒岛书店常令文学人士流连忘返。老舍就常去荒岛书店买书，而荒岛书店也出售老舍的小说，形成难得的互哺性文化景观。
归根结底，青岛教育事业、经济文化产业、文学的繁荣都离不开青岛的地理优势。青岛港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码头设施，被誉为“中国海岸线上最优良之贸易港”和“华北第一良港”，早在20年代，就与大阪、马赛、釜山、汉堡、鹿特丹、不来梅等世界重要港口通航，交通便利。同时，青岛地处海疆，受战争影响较小。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地址先是定在济南，但在筹备过程中，蔡元培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其理由说得很明白：“济南为华北通衢，兵家必争；青岛远离战乱，自然条件优越。”蔡元培断言：“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80]交通便利而又免受战争破坏，当然是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最佳环境。而对于海洋文学的创作来说，青岛的海洋景观尤为重要，成为海洋文学出现的必备条件之一。众多作家之所以应邀来国立山东大学或其他中小学任职，除了生存需要之外，青岛的海洋美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闻一多先生曾在1932年致吴伯箫的信中这样说：“我们这青岛，凡属于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闻一多对青岛文化的不满正反衬出青岛海波的巨大魅力。而沈从文在离开青岛之后，在北京成功地写完绝世之作《边城》，在谈到《边城》的创作状态时，他说：“这一切其所以能转移到纸上，倒可说全是从两年来海上阳光得来的能力。”[81]可见，海洋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来青岛就读的学生也深深地感受着海洋风光的诗情画意。臧克家1929年借用他人文凭进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后于1930年重新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成为正式学生。臧克家对青岛的第一感受就是：“青岛是诗的。”其原因首先是青岛的自然之美：“这里有海，有山，有清静。……海的波动的影子，海的健壮的呼吸，从一层层的绿色的树影中透过来，传过来。”[82]另外一个特例就是《青岛民报》副刊《避暑录话》的开设与停刊。虽说如洪深在《发刊词》中所说“他们的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期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但不特为避暑而来，不意味着没有避暑的目的，不意味着大家不在乎优良的自然条件，并且，实际而言《避暑录话》停刊的原因之一就是酷夏结束，来青者逐渐离开凉爽的海滨，力量难以聚拢。苏雪林创作《岛居漫兴》可谓直接是青岛之海的魅力。1935年夏天，苏雪林为逃避武昌的炎热才来青岛旅游，一月有余的岛居生活直接促成海洋游记《岛居漫兴》的产生。
在成年后因工作到海滨城市的山东作家中，宗良煜可谓与众不同。宗良煜是山东省泰安人，从小濡染的是巍巍泰山的文化熏陶。1976年，19岁的他考入厦门集美航校学习海洋船舶驾驶专业，1978年分入青岛远洋运输公司。此后五年，他如一只海燕飞翔在浩渺无际的海洋上。他去过20多个国家的港口，如新奥尔良、费城、汉堡、阿姆斯特丹等，行驶过好望角，穿行过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他经历过惊天骇地的海上风暴，他是真正的水手。这份特殊的经历恰似无与伦比的馈赠，让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拥有了自己的油田。他对远洋世界和中外船员文化的书写是独一无二的，他因此成为众所周知的海洋作家。
另外，从宗良煜的创作历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远洋事业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海洋文学的发展，为海洋文学题材、主题的拓宽、深化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也加强了海洋文学风格的多元化。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烟台作家孙为刚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1985年，烟台海洋渔业公司购进德国先进的大型渔轮，从接船到设备的使用，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以自强不息的钻研精神书写了烟台远洋渔业史的新篇章。孙为刚时任《烟台日报》记者，他为此创作了报告文学《远洋渔歌》，发表于《人民日报》，获得广泛好评。另外，他还创作了报告文学《18万里风和浪——海丰301环球航行记事》。孙为刚的海洋创作因远洋事业的发展而更丰厚，意味着海洋文学不断获得外力以壮大自身。
第四种情形是以上三种情况的交叉。首先是第一种与第三种的共存，即有的作家既是童年在大海的陪伴下成长，又在成年之后有幸在海滨学习或工作，继续领受海洋文化的吹拂，如杨振声、王常滨、张炜、庄永春、卢万成、邹明珠等。其次是第二种与第三种情况的会合。王统照、臧克家、萧平、王润滋、刘饶民等童年时主要是间接地感受海洋的熏陶，而成年后因上学或工作的原因直面大海的波涛，更深地接受海洋文化的滋养，从而创作海洋文学。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是在海洋性环境机制下发生的。海洋性环境机制既包括自然之海的地理条件，又包括海洋文化的地域特点，还涉及一定时期经济、商业、教育、文化产业等相关方面的要素。海洋环境机制给予作家身心的陶冶，为作家提供丰富而独特的创作动力、创作素材，赋予其想象与灵感，而作家回应着海洋环境机制的馈赠，以独出心裁的海洋书写表达个人的海洋体验，同时铸就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的审美形态，又为海洋性环境机制增添着新的养料，形成海洋环境与写作主体互生共赢的良好创作生态。
【注释】
[1]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2]张炜：《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
[3]杨炼：《传统与我们》，《山花》1983年，第9期。
[4]此表根据陆人骥编：《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295页；赵传集编：《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初稿）第三分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情报所1979年版，第221－225页；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山东沿海各州县地方志制作。
[5]魏光兴、孙绍民主编：《山东省自然灾害史》，地震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6]特刊编辑委员会编纂：《青岛市观象台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王钿《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台风袭青记》，青岛市观象台出版1948年版，第128页。
[7]魏光兴、孙绍民主编：《山东省自然灾害史》，地震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123页－124页；《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四册，山东文献杂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0页。
[8]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9]（德）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10]（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11]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12]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页。
[13]《由庚堂集》卷26《设青州守备疏》，万历刻本。
[14]冯友兰：《境界》，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15]冰心：《我的故乡》，《冰心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6]《由庚堂集》卷30《内阁三相公》，万历刻本。
[17]《福山县志稿》卷六之三，烟台福山裕东书局藏版。
[18]参见刘大可、马福震、沈国良：《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1991年版，第49页。
[19]峻青：《美的陶冶》，《沧海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20]峻青：《关于＜党员登记表＞的写作》，《沧海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21]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22]峻青：《我的文学生涯回顾》，《沧海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页。
[23]峻青：《我的文学生涯回顾》，《沧海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360页。
[24]王统照：《王统照全集4》，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25]王统照：《王统照文集6》，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26]臧克家：《臧克家文集4》，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94页。
[27]臧克家：《臧克家文集4》，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17页。
[28]冰心：《冰心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29]冰心：《冰心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2页。
[30]冰心：《冰心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
[31]王雷：《天国的回声》，华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2]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散文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3页。
[33]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34]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35]宗白华：《我和诗》，《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36]宗白华：《新诗略谈》，《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37]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38]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39]张炜：《绿色的遥思》，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40]王青：《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神话与小说》，昆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41]伊瑟尔著，陈定家、汪正龙等译：《虚构与想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42]休谟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5页。
[43]休谟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21页。
[44]（美）阿恩海姆著，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610页。
[45]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页。
[46]休谟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3页。
[47]王统照：《银龙集·序》，《王统照文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4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版，第94页。
[49]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50]冰心：《冰心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51]（德）埃米尔·路德维希著，马莎、黎恩译：《地中海》，希望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52]（意大利）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1986年版，第96页。
[53]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55]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14页。
[56]（意大利）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57]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58]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页。
[59]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130页。
[60]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0页。
[61]张炜：《张炜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62]丘处机：《磻溪集》卷4，金刻本。
[63]王青：《中国的内陆型与濒海型神话》，《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
[64]王赛时：《山东海疆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55页。
[65]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66]苗晓霞、王晨：《刘绍棠谈乡土文学》，《山东文学》1982年，第12期。
[67]莫言：《我的故乡和童年》，《星光》1994年，第11期。
[68]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69]冰心：《我的童年（二）》，《冰心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70]张岐：《后记》，《螺号》，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4页。
[71]张岐：《后记》，《螺号》，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5页。
[72]张炜：《想起过去》，《野地与行吟——张炜自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73]张炜：《我跋涉的莽野》，《野地与行吟——张炜自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74]臧克家：《臧克家文集4》，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75]冰心：《冰心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76]张炜：《我跋涉的莽野》，《野地与行吟——张炜自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77]邹建军：《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33页。
[7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
[79]王彬彬：《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80]蔡元培：《致吴敬恒函》，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4页。
[8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82]臧克家：《臧克家文集4》，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