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恶的具体性
在个别作品中，正是由于自私、残暴、恶谑、愚昧等人性之恶导致了渔民的生存之难。如杨振声的小说《抛锚》。作品中的穆三尽管有着豪横、霸道、浪荡的不良之性，但他同时有着同情弱小、打抱不平、仗义行事的优点。因此，在当地人眼中，穆三是一条江湖好汉，这一点可以从小乙的视点捕获：“小乙也看穆三是一条江湖好汉，他有点崇拜这个人”[26]一个“也”字表露出大家对穆三的普遍认可。当穆三听说刘四欺负孤儿寡母，将小乙家的网敲诈而去、小乙毫无办法后，就主动带着小乙偷了刘四的网与鱼。刘四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且他老谋深算，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穆三，就用好酒好菜邀集了十个人，以“恶人先告状”的狡诈赢得了大家的助力，绑起穆三的相好何二姑，闹闹哄哄要将其抛锚。正在这关键时刻，穆三挺身而出，救下了何二姑，自己被绑着石头抛入了海心。
抛锚这样的惨剧的发生，原因何在呢？我们细看作品对抛锚者情态与心理的描写。众人喝下十斤白干后，“就等于十斤火油倾在十捆干柴上，一星火种就会烘烘的烧起来。”这就说明十位渔民已经开始丧失理智，开始逐渐向帮凶滑落。在这种情况下，刘四添油加醋尽诉穆三的罪状，又用悲情主义赢取大家的同情心。火候已到，作品是这样写的：
大家又望望刘四，见他委实可怜。心中正在踌躇。忽听耳边喊道：“我们抛他的锚！”李二红着眼睛说。
“对！对！我们得除掉后患。打蛇不死，反转伤人！”王五说出理由。
这句话提起了大家的勇气，白干像滚锅一样地在他们血管里沸腾着。“抛锚！抛锚！”一种野蛮的杀气沉醉了他们的灵魂。[27]
在这人多势众、众声喧哗的情境下，我们感受到的是原始冲动的汹涌澎湃，是野性力量的群体勃发，没有个人的冷静思考，没有严密的理性判断，大家在相互刺激、相互怂恿中完成了集体的疯狂。
穆三被沉入大海后，作品没有对众人形态与心理的刻绘，只有这样一段景物描写：“海水激起一个大波，随后是一圈一圈的浪纹向外开展着，消散着。终至于浪纹消失，海水若无其事的恢复了它的平静！”我个人认为，此段写大海的平静也无异于隐约中透露众人的心态：心陷冷漠、野蛮、凶残中的灵魂面对毒杀生命的罪恶并不感到惊心动魄，他们生活在由荒旱兵匪、恶棍豪绅与孤寡老弱组成的悲惨世界中，对冷漠、自私、野蛮、血腥等人性之恶似乎有些习以为常了，因而对于自己所制造的惨剧无动于衷。
就像鲁迅将蹇先艾的《水葬》收入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所写“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处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人性之恶带来的苦难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是有着普遍性的，不单出现在山东的海滨。贵州作家蹇先艾的《水葬》与杨振声的《抛锚》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极为相近。其他乡土小说，如许杰的《惨雾》《赌徒吉顺》、台静农的《烛焰》《负伤者》等，都揭示出包藏于村族械斗、典妻、冲喜等乡村陋习里的野蛮、愚昧等人性之恶。在芦焚的笔下，乡土也同样是丑恶的集中展示馆，因此，作家禁不住在小说中不断发出启示录式的诅咒：“这块土地上有毒，绝子绝孙，灭门断户，有毒！”[28]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就毒性蔓延呢？学者葛红兵下面的这句话恰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平常的善与恶，只在人性的层面上发生。大善和大恶的产生，除了人性因素外，一定还带着深深的文化根源。”[29]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多元融合的复杂性。当代作家刘醒龙认为：“中国崇尚中庸文化，可是针对具体事情时却往往崇尚暴力，从《黑暗传》中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是在血液里泡大，是在刀光剑影中长大的，从女娲杀共工开始，暴力就被传唱和歌颂。”[30]刘醒龙的判断确实道出了中国文化阴黑的一面。几千年以来，中国在专制制度与等级观念下延续，缺乏众生平等的法纪制度与思想意识，人与人之间长期形成一种野蛮的敌视和对抗的关系、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话语权一度被操控成一台暴力的机器，操控者和被操控者之间或手足相残或助纣为虐，人性被彻底践踏，大家都落在瞒和骗的大泽中，日渐麻木不仁、冷酷无情，最缺乏诚与爱的人性之善之美。
人性之恶不单在山东海滨出现，但似乎在此地的表现尤为突出。我们简单比较一下杨振声的《抛锚》与蹇先艾的《水葬》，就会窥斑知豹。《水葬》中的骆毛在作家笔下较为单薄，作品除了表现他临死前顾念母亲的仁善之外，另外写的就是他一路上骂骂咧咧，“没有一句不是村野难听的”，表现出野性十足、无所顾忌的原生形态。也就是说，在骆毛身上，我们似乎也看不到人性的光亮。我们可以推想，如果被抓到的小偷是别人，也许骆毛也会是冷酷无情的水葬者或观看者。而村民的所为，尽管在暗地里获取了近乎本能的施虐之快，但毕竟是借着道德的名义进行的，是打着群体的旗号实施的。也就是说，这种群体的不道德还蒙着一层道德的遮羞布。但在《抛锚》中，穆三的偷窃行为是对刘四欺负孤儿寡母的回应，显示出穆三的侠肠义胆与敢于担当、敢于抗暴的可贵品质，虽然其方式是不恰当的。而刘四怂恿众人对付穆三，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尽管刘四也强调穆三“平常无恶不作，欺压好人的罪状”，说：“我们若不除掉这一害，大家都别想过太平日子！”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刘四其实在撒谎，但迫于情势与酒精的作用，都对跪着的刘四嚷嚷着：“起来起来，我们替你报仇就是了。”这就是说，在《水葬》中，人们的野蛮行为还有着维护地方道德的托词，而《抛锚》中就完全是扭曲道义以满足个人私欲的彻头彻尾的不道德行径！其表现出的凶残、粗暴等非理性、非道德的程度是更加显豁、严重的。这种同中之异就要从地方文化的差异中寻找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自古以来，山东海疆地域的人们就在大海的凶险、战争的残酷下求生存得发展，有着“人性刚强”“民情强悍”的地方性格，又有着尚武、习武的传统。这些品性自然有优异的一面，但也不失其让人性朝着野蛮、残忍的方向滑落的可能。尤其在政治昏暗、人心废弛、黑白颠倒、恃强凌弱的社会环境下，“刚强”“强悍”、尚武习武之人可能会制造出更大的暴力与血腥，表现出更原始的嗜血性与蛮荒性。在《抛锚》中有这样一句话：“在素被视为化外的海岛上，从不失其初民时代的暴乱、武断与好杀。”这大概可以视为作家本人对人物血腥行为缘由的思考，揭出人性之恶的地域性因素，和我们的分析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