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自我与艺术的多重向度
2015年12月12日，张炜在鲁东大学召开的山东社科论坛上曾做了题为“胶东文化与当代文学”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专门谈了徐福。他说，对徐福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当代的研究，是个人对当代精神的探测，是个人思想的动向借徐福反映出来。他说自己的《瀛洲思絮录》是从思想的对抗、精神的保存的角度去想象徐福。
张炜的这段话看似平易简朴，但却一针见血，切中了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向度：艺术的向度与时代的向度。何谓“艺术的向度”呢？童庆炳先生的观点是：“历史题材的创作毕竟是文学创作，属于艺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是不容忽视的。这‘审美特性’就应该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的艺术虚构、合理想象、情节安排、细节描写和情感评价等。”[4]我认为，童庆炳先生提及的这些审美特性都是艺术性在文本方面的呈现，而在创作主体方面，艺术的特性就是作家的主观性与个人性。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都是作家在尊重历史“大关节目”（郭沫若语）之上的个人创作，其艺术性首先必然来自作家本人的血脉、思想、情绪、意趣、见识、欲求等综合创作冲动、储备与构思。从这个出发点起程，郭沫若所说的“文学家是发展历史”之“发展”才可能是一条坦途。
作家的主观性与个人性千差万别，而张炜是有着巨大的当下情怀的，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段话也彰显了这一点。正是由艺术的主体性自由，张炜走到了时代的向度上，也走到了历史题材创作的正道上。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5]这就是说，历史与现实、未来不是隔绝的，而是同一时间链条上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互为因果的，因此要进行现实与历史的相互对话。在中国，史鉴意识由来已久，从孔子延播到现今。而国外也有同样的认识，如法国现代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如果人们要理解现在，那么就应该调动全部历史的积极性。”[6]正因为有“以史为鉴”的意图，历史题材的创作才要“据今推古”。郭沫若历史剧的成功就首先得益于此，他说：“今事的历程自然可以作为重视古事的线索，事实上讽喻的性质本是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的”，他选择战国时代的史实为自己新创的题材，就是要“从今推古，在战国时代的史实去找寻给予现代深刻教训的题材。”将艺术的向度与时代的向度交融并举，张炜放开无羁的艺术魂魄，切入当代的精神疾病，传递热切的思想启蒙，将自己的思考与理想灌注到徐福身上，让我们看到一位耐人寻味的艺术典型。
首先，徐福对专制与奴性的深察、反抗与逃避就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与直面当下的警示意义。最初，徐福之所以押上身家性命、家庭安乐以成就一场庄严的豪赌，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运筹帷幄、远涉异国，之所以带着百工百种、方士典籍、童男童女，就是为了摆脱秦王的专制与暴政，就是为了寻找独立自由的净土，就是为了传承发扬多元开放的故国文化。这些目标的核心就是独立不倚的自我意识与情感认知。这正是徐福最伟大的地方，其“人之为人”的独立意识的种种表现与不断受挫正是小说将散絮般的回忆、思味、转述凝汇起来的内在线索。徐福追寻的“生命”“人事”与“山河”所造就的完美之境是“有神思一样的随意和自由”，是“既不自囚又不他囚的安定从容”。他时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做个‘牧羊人’，不能有栅栏，更不能有鞭子”。他不仅以旁观者的清醒审视着那班挚友“不自觉地让我把‘羊’迁地而‘牧’，自己宁可做‘羊’”，同时又以当事者的深刻自察预见着“牧者”的被异化：“‘放羊’之后，‘牧者’自己也化而为‘羊’，欢腾跳跃于绿草白云之下”，因为“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鲁迅《南腔北调集·谚语》）烧楼船、筑城邑、友土著，安顿下大局后，徐福不忘初心，向往着、设计着永恒“义理”领引下的“无为而治”，即自主自治。但悲哀的是，曾经的志同道合者却貌合神离，他们逃出了秦王的牢笼，却又要自制牢笼，用尽一切办法劝说、逼迫徐福称王。最终，徐福妥协，从一个思想的先觉者变为了行动的就范者、同谋者。这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狂人与孤独者魏连殳，他们都是在对专制与奴性的高度警惕与反抗下遭受围攻，成为专制与奴性的牺牲品与助阵者。这也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后羿、墨子，他们都是在完成救国救民的伟业后被凡俗庸常、低下卑劣所欺，陷入英雄末路的悲境。
正是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对比下，凸显出了徐福卓然独异的超越性。自然，我们可以为徐福的独异找出符合人物成长逻辑的解释，如身为莱夷贵族，徐福血脉中就携带着“游牧的野性”，“不够安分”；同时，又是在浪漫多姿、异人众多、鼓励超乎寻常的地域环境下成长，自然会在潜移默化中保留更多的个性。而作为独立的个体，徐福可能有与生俱来的雄心，因“强大的生命必然有强大的欲望”。[7]在学养方面，徐福深受邹衍“大九州论”与稷下学派的影响，获得了辽阔博大的胸襟、兼容并举的气魄与“不治而议论”的独立品格。这些都毫无疑问是徐福这个人物能立起来、被信服的“客观依据”，但并不能因此排斥张炜在其身上灌注的艺术自主性与主观意愿。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张炜自陈自己对徐福的着眼点，不是复原历史，而是个人思想的动向借徐福反映出来，《瀛洲思絮录》是从思想的对抗、精神的保存的角度去想象徐福。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徐福的思想其实就是张炜的思想，徐福就是张炜思想的外在化、文学化，张炜需要一个如上的徐福为自己的精神呼求发言、呐喊，张炜就是一个对抗专制与奴性的徐福！纵观张炜的整个创作，不是一直贯通着一条砸碎封建专制与思想奴役的红线吗？因为张炜发现这是中国人最劣质的国民性，也是当代中国最致命的精神顽疾。
我们听听这样的判断吧：1900年，梁启超对其师康有为说，中国数千年腐败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皆必自奴隶性来”。与黄遵宪、夏曾佑一起被梁启超并列为“近代诗界三杰”的蒋智由更是愤懑不已地说：“全地球生物类中含有奴隶之根性者舍犬马外”没有“过于中国人种者”。[8]许多外国人也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易驯伏之人种”。[9]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情况是否好转了呢？被誉为“中国人的良心”的巴金沉痛无比地自剖：
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
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10]
是的，奴性心理的摆脱之难远远超过奴隶身份的改变之难！很多历史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此。1986年胡风追悼会后，“胡风分子们”面对胡风遗像进行了珍贵的反思。徐放说：
对胡风集团事件这段历史，值得研究。……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左的东西，没有奴性吗？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11]
一向被视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尚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其他民众呢？情况一定更糟。确实，在中国当代，“奴在心者”不是少数。人都是历史、文化的遗民，我们都是在历史的铁罩钟下吐纳声息，我们都带着民族的文化血脉行走跳跃，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封存的是专制的种子与奴性的气囊，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就陷落在精神的牢笼中难以自拔。意识到奴性潜藏的还算是时代的进步，很多病在骨髓者，连理性的察觉都没有，那抛弃、摆脱，又从何谈起？因此，我们是需要徐福一类的人物来抵抗“称王”的。
张炜为徐福内设的第二个出类拔萃之处是内蕴着自由、开放、民主的“无为而治”。大言院的设置最能体现这一点。“大言院是学士诸人每日辩论之场所，设有讲坛、边座、听席、记录；邑内一切有益之思、深邃之想，都不必忌讳，大可一一放言。所辩论者，题目愈大、愈远离俗务，即愈被珍视。所言皆大：大境界、大气度、大念想。愈是如此，则愈受尊崇。”[12]“人无大言，必类虫犬；国无大言，气短如雀。”[13]说到底，“大言”就是不被政治、经济绑架，不沦为政治、经济的附庸和点缀，始终置身于利益集团之外，从而充分执行文化批判、思想启蒙的功能，引领社会前进。放言者各抒己见、平等对话、自由辩论，不仅是造就学术的自由，也是营构人人平等、个个独立的人际关系。
另外，自由婚配，与土著通婚、友好往来等都体现了徐福思想自由、头脑开放、处事民主的追求，因为这些正是打败专制与奴性的法宝，恰如梁启超所言：“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14]因此，我们可以说，张炜借徐福之想象，不仅揭出文化的病痛，而且开出了相应的药方，那就是发扬稷下精神——独立自由、包容阔达、民主开放。
同时，我认为，徐福“无为而治”之治，很显然也是张炜意欲弘扬莱、齐文化的诗意想象。莱夷人是山东半岛东部的原住民，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从遥远的贝加尔湖而来，经历过几番从南向北、从北向南的游荡，最终在半岛地区定居下来。游牧野性之根上繁育出的是不拘一格、肆意放怀、雄心勃勃、活泼好动、多端多异、喜谈怪力乱神的苗干。而徐福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在徐福的少年时期，莱国被齐国所灭，但莱国先进的技术与文明被齐国采用、吸收。“不甘寂寞，生性好奇，活泼好动，同时又野心勃勃，可以说是齐国东部人的特征。这些特征后来真的影响了齐国的文化和政治，以至于可以说，齐国的政治文化观整个就是莱夷人的。”[15]正是莱夷的习性与文化从一个侧面促进了齐国国力的强盛与文化的繁荣，出现了稷下学宫140多年的繁盛。对这一历史成就，张炜心怀至高的景仰，他说：“齐国稷门下的稷下学宫，终于成为不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座永不倒塌的纪念碑”，是“中国学术史和精神史上的一个奇迹”。张炜在《瀛洲思絮录》中借徐福的创举复活了这一历史的盛况，其中传递出的对母国历史文化的尊崇与发扬之心不是显而易见吗？这其中漫溢着的独立不倚之气度、海纳百川之胸怀、奇异烂漫之魂魄不正是海洋文化之精髓？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健康多元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等的意义，自然也是大家能够想到的。
张炜赋予徐福的另一重优异品质是面向自我的全面审视。在《瀛洲思絮录》中，徐福不是一开始就觉悟到自己的使命，不是一开始就找到了可行的途径，也不是一直走在胸有成竹的既定路线上，而是不断思虑、不断探索、不断寻找，时而迷惑、时而停滞。在这曲折蜿蜒的前行路上，他怀抱对“义理”的至上追求，不断怀疑自己的思考、不断否定自己的结论，才最终摆脱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由“复国主义者”超越为“世界主义者”，走向思想的提升与完善。即使在安顿了思想、“义理”之后，徐福也不放弃不断的自我审视。听听这些心理独白——“信仰也有显而易见的‘专横性’。……我珍视信仰如同生命。正因此，我必得警惕它的变质、它弥散和辐射出的蛮横和乖戾”，[16]我们不是能充分体会到徐福自我反省的高度自觉性吗？
徐福的自审不仅限于思想意识层面，而且触及自己的欲望以及妒忌等消极心理。在娶了卞姜之后，徐福又爱上了区兰，感受到了同样的“终生的润泽”。就当时的礼俗而言，徐福爱上几个女人并娶回家，都是正常现象。但他还是扪心自问，觉得对不起卞姜，谴责自己“多么轻薄”“多么荒谬”。在瀛洲安定下来之后，在婚配问题上，徐福从人性、大局出发，做出了得当的安排，但内心是挣扎的：“我发现在内心深处，在幽闭的角落，有一颗隐秘而阴暗的种子。它非常苛刻与嫉恨。它阻止了我更敞亮愉悦地行动，而只让我阴郁地徘徊。”[17]这隐秘的袒露，就是徐福直面自己自私心理的勇敢与无情。及至后来徐福接受了无比爱恋自己的年轻的米米，从米米处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与温情，但还是深深自责：“我作践了青春！”
徐福的自我反省、自我审判之所以尤为可贵，是因为他身处高位，在他人虔诚的膜拜中，完全可以自我膨胀、为所欲为，而不必接受他者的监督与审查！也就是说，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的“自律”“他律”秩序尚未建立时，治国理政、与人相处、自我培育都维系在个人的品质情怀、人格教养上，那么，自我的反躬自问不就因承载了全部的重量而无比重要起来？“自律”“他律”制度的缺失，常常使道德变成虚悬的旗帜，虽然高高飘扬，但空无一物。这种状况，至今仍是。因此，徐福的自审不仅为我们树立道德的高标，让我们景仰、学习，同时也提醒我们：单靠个人自觉来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在张炜为徐福绘影时，应该有这样的思絮吧？鲁迅有句名言：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张炜极其崇敬鲁迅，估计在这一点上，有与鲁迅同样的忧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