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变革

美国传播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在《自由的科技》中指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融合的原因。^[46]技术因素决定了媒体如何组织、控制和使用的参数。^[47]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和电信的融合被视为媒体重新融合背后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互联网凭借信息的丰富与资源的整合进入公众的视野，其优越性不断彰显。从本质上讲，所谓的媒介融合首先是传播技术的融合，即两种或多种技术融合后形成某种新传播技术。目的是通过组织和制度重构，对新闻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充分开发。^[48]著名学者喻国明在2007年的研究成果指出，技术是媒介融合的动因^[49]，从技术层面来说，媒体的数字化给新闻报道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不同形态的媒介共同采集和分享新闻事实成为可能。这种技术上的融合使新闻报道和传播具有流水线的性质，也让对成本极其敏感的电视和报纸的经营者，在面对成本升高、受众份额萎缩和年度财政缩水等问题时，更清醒地认识到寻求合作伙伴的诸多优势。

当技术成为新闻资讯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内容及用户的增多对资讯平台提供内容质量及传递的精准性造成挑战，促使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发展成为资讯服务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未来大数据、神经网络、自然语言理解、自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促使资讯聚合平台在资讯推荐、营销推广乃至更深入的内容制作、互动沟通等方面取得进一步发展。^[50]媒介融合最初主要是指不同媒介介质之间的边界开始模糊并逐渐消失，进而实现了最终的融合形态，而技术则为这种融合的发生注入了动力；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也让媒体人越来越重视新传播技术在媒介融合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推动传媒产业与社会的变革。从移动化到社交化再到如今“万物互联”的智媒化图景，媒体融合伴随着技术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5G时代的来临，革命性通信技术的演化，为构建一个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的智媒传播系统给予了关键性支持，无物不连、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全”连接社会的构建具有了更多可能性。当技术性因素逐渐参与到媒介形态革新与传播渠道拓展中时，传统媒体在保持其固有优势与原则的前提下，其边界也在逐渐消弭，吸收新兴媒体的新功能和新创意在传统媒体发展中变为可能，这进一步推动了不同媒体间的优势整合，使媒体融合向着深度化、多元化和生态化的方向迈进。

媒介融合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从本质上讲，所谓的媒介融合首先是传播技术的融合，即两种或多种技术融合后形成某种新传播技术。目的是通过组织和制度重构，对新闻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充分开发。^[51]近年来，新闻生产流程与数字技术的集合日益紧密，为提升内容生产效率、提升内容质量奠定了基础。例如，人民日报社联合多家企业运用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推出“人民日报创作大脑”平台，在内容纠错、数据分析、信息整理等方面支持新闻创作者；新华社联合搜狗公司推出的AI合成主播具备与真人同样的播报能力。^[52]

从前期依托新媒体平台建立新传播渠道，到移动浪潮下的APP客户端，再到短视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体系等多种新技术的应用，以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为支撑的技术革新，促使媒体融合不断冲破藩篱，开创新的局面。媒介融合形态在技术更迭下，不同时期呈现出差异化的运营模式。第一阶段主要以“复制”模式为主，将传统媒体的内容复制到新媒体平台，如1996年央视创办“央视国际”网，2004年湖南卫视创立“金鹰网”；第二阶段是“迁移”模式，借微博、微信客户端等移动平台，建立新型传播平台，打造“内容平台+传播平台”的融合，如上海报业集团的澎湃新闻客户端、湖南广电的芒果TV；第三阶段是“融合”模式，结合新的移动终端，利用新的台网互动技术以及多屏联动，先后实施了如“台网互动”“两微一端”“中央厨房”“多屏联动”等深度融合战略。在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当下5G技术的浪潮下，新旧媒体逐渐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媒介生态也展现出一派“融合”“共生”的景象。从最初的媒介复制、媒介迁移到今天的媒介大融合，我国传统媒体的变革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即“万物互联”的时代。^[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