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的政治流动

中国干部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官员的政治流动。为了提升干部能力和反腐，中国中央或上级政府经常把地方官员交流到不同的部门或地方任职。^[47]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提炼出四个制度参数来描述每一个官员的政治流动历程，它们包括“年龄”“来源职位”“任期”和“离任职位”。其中“年龄”“来源职位（职业经历）”和“任期（任职的累积年数）”作为时任官员的指标，已经在有关他们的政策选择和经济绩效方面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讨论^[48]。但之前的文献很少讨论中国官员离任后的不同去向对其继任者的影响。

首先，官员的年龄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对创新决策非常重要的因素，但观点并没有形成共识。例如，由于社会化过程，年龄较大的官员可能对于创新政策采取更为保守的观点^[49]。但是，有学者辩称，年龄较大的人通常经验更为丰富，并且更有能力来提出和实施一项创新。^[50]有关中国干部制度的假设一般预期年龄显著地影响官员晋升的概率，从而影响他们的决策动机。例如，省级官员通常在65岁之后就很难得到晋升^[51]，因此往往会影响他们提高经济绩效的动力^[52]。与此相应，一个市级官员年龄超过55岁，就几乎没有太多机会晋升到更高级别的政府职位^[53]。因此当市级官员年龄超过55岁时，往往会影响其通过创新提升经济绩效的意愿。

假设7：如果市级官员年龄超过55岁，其采纳创新的意愿将降低。

其次，官员任期与他们的创新行为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位官员在公共部门的创新受到他的创新动力和拥有的克服困难所需的资源所决定。^[54]一方面，一个新任命的官员通常会倾向于有更大的动力去创新，但也相应地缺乏克服来自内部既存势力的障碍的权威。另一方面，一位长期处于现职的官员可能会失去创新的兴趣，却拥有更多克服内部障碍的权威。因此，官员任期对他们创新动机和克服障碍的权威的影响有可能会相互抵消，或者呈现一个非线性的U型或倒U型关系。^[55]在此，我们姑且做出以下简化的预测。

假设8：新上任的官员将会拥有更强的意愿去采纳创新。

再次，鉴于中国独特的异地官员流动制度，来自异地的官员职业经验可能有助于提出新的政策思想。例如，对江苏省苏州市的一项案例研究发现，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调任到苏州新区的官员促成了这两个经济开发区之间的“政策同质化”^[56]。此外，来自异地的官员往往也更需要通过采纳新政策来树立自身的权威和突出自身的政绩。因此，我们可以据此对地方政府官员原来职位与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9：调任自其他城市政府或单位的官员采纳创新的意愿会更强。

最后，前任官员的离开为他们的继任者们提供了采纳创新的机会与压力。在“职官名录式”的干部制度中，前任通常直接参与举荐、选拔和委任他们继任者的过程。因此，继任者们必须特别谨慎地对待其前任的政策。前任官员的政治流动去向包括四个方向：晋升，平调，退休和降职^[57]。我们预期，如果一位前任官员晋升到了能够管理其继任者的更高层次职位后，继任者就会拥有较少的动力去改变前任领导的政策。与此相反，如果一位前任官员被横向调动到其他城市（包括本省份与他省份）、退休（包括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任职）、降级或因腐败被查处，那么继任者采纳创新时就会少了一分顾忌。

假设10：在一个城市中，如果前任官员晋升到了能够管理其继任者的更高层次职位，那么该市的继任官员将会缺乏采纳创新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