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事实逻辑

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暗含着一种反事实逻辑。美国哲学家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详细分析了因果关系是如何与反事实逻辑紧密相连的。^[10]这种反事实逻辑尤其适合用来检验以必要条件形式提出的因果假设。如果研究者假设X是Y发生的原因（必要条件），其暗含的反事实逻辑是如果X没有发生的话，那么Y也不会发生。马克斯·韦伯在评论德国历史学家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的《历史的理论及方法》一书中提到，虽然历史无法重来，我们无法得知，如果俾斯麦不发动1866年的普奥战争，历史将会被如何改变，“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它的回答触及了对事实进行历史建构的一些关键要素：如果俾斯麦的个人决定的确是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以及在历史记述中这项个人因素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11]。在政治学中运用反事实逻辑开展的研究大多为案例分析。^[12]与休谟或新休谟传统相比，反事实方法不要求总是观察到因与果的关联，而只需要找到一个除了假设原因之外其余因素都相似的世界，如果在这个世界中被解释的现象的结果不同，那么就可以认为假设的原因成立。

在具体运用时，学者建议应该明确和详细地将头脑中的反事实推理展现出来，以便读者结合普遍原则等抽象知识和具体历史事实来评估因果假设的合理性。在评价反事实研究时，杰克·列维（Jack Levy）提出了三个标准：清楚性、前提的合理性以及反事实结果有条件的合理性。^[13]

在“清楚性”方面，反事实的论述需要清楚指出，如果某个因素改变了，历史的哪些具体方面将发生变化。简单的一句“历史将会不同”由于无法被证伪，因此也没有太多用处。詹姆斯·弗尔伦（James Fearon）认为下面的反事实论述是明确清楚的：

如果欧洲当时的领袖们意识到了防守的真正作用，那么1914年的政治局面会如何？我们可以通过想象这一情形来清楚说明崇尚进攻对一战的影响……（如果意识到了防守的作用），那么所有欧洲国家首先进行战争动员的意愿可能不会那么强烈，并且每个国家在自己发起动员前对对手的备战会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如此一来，即使会出现动员与反动员交替螺旋上升的情况，其发展速度也会更缓慢。^[14]

反事实因果法的主要问题在于，找到两个最接近的世界（closest possible worlds）在现实或逻辑上都较难实现。一个因素的差异或改变往往意味着（或导致）其他因素的差别或变化。在反事实论述时，这些因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反事实论证的前提之间都需要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即共融性。^[15]比如，“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如果当时是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任美国总统，结果将会不同，尼克松会进行空袭而非海上封锁”，这种反事实论述就违背了共融性。学者指出，如果当时是尼克松任总统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在“猪湾事件”中直接动用美国军队，卡斯特罗政权将被推翻，苏联不会在古巴部署攻击导弹，也就不会发生古巴导弹危机。^[16]基于共融性的要求，一些学者赞同韦伯的观点，认为最好的反事实世界是对现实作出最少改动的世界，即“对历史进行最小改写”的法则。符合这一法则的反事实论述的例子是，如果乔治·布什没有赢得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那么美国不会发动伊拉克战争。^[17]

在保证“清楚性”以及“前提的合理性”的同时，好的反事实论述还应该与具体的历史事实、既有的理论保持一致。^[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