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公民意见与政府决策

政治学中大量研究讨论了公民意见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其基本问题是公民意见能否影响政府决策？换言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公民的政策诉求？很多案例研究显示“公民意见-政策连接”存在于医疗、税收、积极劳动力市场等多个政策领域，比如Page和Shapiro首次系统检验了美国主要政策领域中公民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他们利用调查数据计算了1935—1979年间特定政策领域的公民意见，然后考察民意调查滞后一年的政策变化（以具体政策领域财政支出水平来衡量），分析二者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研究发现66%的公民意见变化导致了与公民意见一致的政策变化，当公民意见变化越大时，政策变化的可能性越大^[13]。

Soroka和Wlezien系统检验了欧美国家公民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他们选择国防、社会福利、教育等数十个政策领域，比较了特定政策领域的公民意见与实际政府财政支出的关系，并进行了跨时分析。研究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其假设：当公民要求在某个领域增加财政支出时，政府会增加实际支出；反之，政府会减少实际支出^[14]。近来，比较研究发现公民意见与政府决策存在显著的因果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在大多数政策领域、不同区域的国家中均有反映^[15]。

现有研究对“公民意见—政策连接”的解释形成了三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规范性理论。该理论从规范民主理论出发，认为政府对公民意见的有效回应是民主制度运行好坏最基本的评价指标。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都基于人民主权，其关键特征是政府对公民偏好的持续性回应^[16]。此外，规范性理论还强调“代表性”在公民意见影响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对于经典民主理论家来说，公民偏好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连接是民主运行的基本逻辑，决策者需要回应公民来赢得选举，而公民需要知道决策者的行为以形成成熟的政策偏好。

这个领域的代表性经验理论是“温度调节器模型”（thermostatic model），该模型由Wlezien提出。“温度调节器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特定政策领域的公民意见与政策回应之间存在“负向反馈”，当公民向政府表达意见时，就如同向温度调节器发送信号，如果实际政策温度与公民偏好的政策温度不同，政府（温度调节器）就会调节政策方向^[17]；当政府进行了有效回应后，公民偏好的政策温度就会下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温度调节器模型”被证明适用于大多数欧美国家^[18]。

第二大经验理论是“宏观系统模型”（macro system model）。宏观系统模型认为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影响决策者行为的不是特定政策领域的具体公民意见，而是整体性公民意见（或政策气氛，policy mood）^[19]。加总多个具体议题上的公民意见可以形成整体性公民意见，整体性公民意见塑造着政府决策的时代氛围，从而约束着政府决策。当政策氛围变化时，政治家会感觉到这种变化，从而改变其政策行为，如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主义转变所引起的诸多政策的巨大变化^[20]。

近来，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公民意见—政策连接”理论的跨国适用性^[21]。Soroka和Wlezien将“制度”引入政府回应性分析框架^[22]。一些研究考察了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等选举制度对公民意见影响公共政策的调节作用^[23]，还有研究考察权力的垂直分割（联邦制—单一制）和水平分割（行政—立法分权程度）对“公民意见—政策连接”的影响^[24]。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国家，而对转型国家的政府回应性研究非常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