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来源与资料收集方式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发生于2003—2012年间的40个拆迁抗争案例。研究拆迁抗争出于如下目的：拆迁抗争既包括农村居民的抗争，也包括城市居民的抗争，抗争主体来自多个阶层，包含农民、工人、城市底层、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等，表现出丰富的抗争形态。

选择2003年为起点有三个原因：第一，2003年被认为是21世纪初新抗争形态的起点年^[56]。第二，“中国最具标志性拆迁事件” 发生于2003年^[57]。第三，这10年间，与拆迁相关的法律法规经过若干次调整，为考察制度环境与抗争结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作者通过媒介和互联网报道确认案例，该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58]和中国的抗争研究^[59]。尽管通过媒介选择案例存在选择性偏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彻底放弃该方法。第一，我们应该结合具体情景来评估该方法是否优于先前的方法^[60]。考虑到现有研究主要是单案例分析，案例比较将有助于更系统地发现抗争成功的影响条件。第二，学界对偏误选择的研究较为深入^[61]，使我们能较准确地理清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实际上，本文并非要揭示所有抗争的成功条件，而仅试图解释有社会影响力的抗争的成功条件。此外，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相一致^[62]，本文的案例选择原则有助于提高案例的可比性。第三，随着中国媒体的市场化^[63]，媒体报道争议性事件的空间越来越大^[64]。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方式具有适当性。

数据收集的步骤如下：（1）选择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作为案例来源库，使用关键词“拆迁”进行全文搜索，得到13 024篇报道。（2）通读这些报道并提炼出被两家以上媒体报道过的拆迁事件作为研究对象。（3）考虑到少量抗争事件由网络曝光，引发重大社会影响，却未能被传统媒体报道，笔者综合新浪等大型门户网站的有关信息对案例库加以补充。所选择的案例具有如下特征：由公共工程或商业开发土地征用而引发，核心诉求为拆迁赔偿；抗争活动指向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抗争者与对手之间存在对抗性关系，且矛盾的解决会改变双方的利益；抗争者多于2人。最后，作者收集并深入阅读与案例相关的媒体报道、二手文献资料、已披露的访谈记录、法院辩护词（判决书）、横幅标语、图片、公开信、博客微博等网络文本、学术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对案例的属性进行编码。限于资料可获得性，大部分案例的资料总量从十多个文本到数十个文本不等，少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例的文本数达到百余个。数据收集过程持续半年以上，作者通过对不同来源资料进行交叉校验，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