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评《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
孙小逸[1]
现有的抗争研究大多关注抗争的组织动员过程，而对于抗争结果的研究则相对比较滞后。而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理解抗争结果可能比动员过程更加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今中国并不存在制度化、成规模的社会运动组织，大部分抗争是抗争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主要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进行组织联络，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并不显著。另一方面，中国的抗争事件大多以权益性诉求为主，一旦权益性诉求得到满足，抗争行动随之解散。由于不具有持续性，难以凸显组织动员和资源供给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相比抗争动员过程，我们更需要理解的是，抗争取得成功的条件是什么？
黄荣贵、郑雯和桂勇的《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试图对抗争结果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考察。黄文收集了2003—2012年40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拆迁抗争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这些案例的抗争结果进行考察。文章提出两个主要的研究发现。第一，中央政府的干预和央媒的支持性报道是抗争成功的充分条件，而资源动员、抗争策略等则对抗争结果并不存在显著影响，由此说明在中国，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对拆迁抗争的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中国抗争政治的相关文献大多将政治机会结构理解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如何处理抗争事件的直接干预[2]。黄文的贡献在于拓展了中央政府的干预形式，不仅仅存在直接干预，同时还存在通过央媒对抗争事件的支持性报道而传递出来的中央政府的干预信号，这种信号不仅能增强抗争者的信心，同时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回应策略。
第二个主要发现是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框架化策略，共同影响中央政府多渠道强干预的发生。有利的政策环境主要考察的是，不同历史时段下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对被拆迁者的有利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朝着更有利于保护被拆迁者的方向发展。框架化策略主要是抗争过程中被使用的话语，文中主要归纳了“弱者框架”、“社会主义框架”、“集体主义框架”和“违反制度框架”四种框架。研究发现，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运用迎合中央政府治理理念的话语框架，能够有效提高中央政府干预的可能性。此处，黄文的贡献在于将之前的结论往前推进一步，在各种抗争因素之间建立起一个逻辑链条，从而更加清楚地解释不同的抗争因素与抗争结果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制。
然而，黄文所提出的因果机制仍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首先，政策环境的调整变迁本身就反映了中央政府对拆迁问题的态度，即将施政重点从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逐步转移到能够平衡处理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策变迁本身就代表了中央政府发出的政治信号。黄文用这个政治信号来解释中央政府的干预和央媒的支持性报道（也是政治信号），也并没有阐明不同政治信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的因果机制显得含糊不清。
其次，黄文用抗争框架是否与主流话语相一致来推测中央政府干预和央媒支持性报道的可能性，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对抗争框架的测量却存在不小的问题。根据框架化理论，框架主要是指抗争者所采用的话语和口号，而文中只看框架是否在媒体报道中出现过。很有可能这些并非是抗争者所采用的框架，而是媒体在报道过程中自行定义的，从而影响到框架本身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黄文用媒体报道中出现过的框架来推测央媒是否会对抗争事件进行支持性报道，从而推测中央政府干预的政治信号，难免有同义重复之嫌。
总得来说，黄文运用多案例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法，推进了中国抗争结果的研究，同时也开拓性地尝试在各种抗争因素与抗争结果之间建立因果机制。然而在建立因果机制的过程中，如何准确测量相关变量，以及如何准确阐明不同变量间的关系，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话题。
【注释】
[1]孙小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Y．Cai，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