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腐败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腐败发生了加剧、演变的过程[2]。从国内看，腐败问题始终位居中国居民最关注社会问题的前列。从国际上看，腐败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和学者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借口之一，例如美国学者章家敦（Chang Gordon）[3]、吉雷（Bruce Gilley）[4]都曾提出一党执政必然导致腐败的言论。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看法和观点都没有理论支撑。不仅如此，由于缺乏系统性研究，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的认知仍然具有局限性，甚至产生了很多误区[5]。例如，腐败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民主是治愈腐败的良方？中国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观点。
腐败认识误区的产生源于人们缺乏有效的工具评价腐败发生的情况，在腐败问题研究中腐败状况评价是一个最基本的研究命题[6]。通常人们对腐败形势的分析都是通过经验感知，但是这种知觉印象与腐败真实状况之间往往存在或大或小的误差，这使得人们很容易产生对腐败状况的误判[7]。因此，在腐败问题研究中，逐渐出现了运用定量方法评价腐败状况的趋势。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已经涌现出了大量有关腐败测量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尝试，为人们认识腐败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8]。例如，世界银行（Word Bank）建立的腐败控制指数（Corruption Control Index）、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设置的非法支付和贿赂指标（Irregular Payments and Bribes）、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建立的腐败评价指标、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建立的公共部门腐败感知评价指数（PERC Report on Corruption），这些腐败测量指数都是用定量的方法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状况进行评价，而由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开发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自1995年发布以来更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腐败测量已经成为人们认识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9]。艾略特（Kimberly Ann Ellio）[10]认为对腐败的定量分析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有效的。阿帕萨（Carmen R．Apaza）[11]认为世界银行推出的腐败控制指数在评估政府廉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腐败测量中影响力最大的清廉指数，学者们更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西尼尔（Ian Senior）[12]认为清廉指数是目前可查的对腐败进行国别比较的最有价值的数据；安德森（Staffan Andersson）和海伍德（Paul M．Heywood）[13]认为清廉指数无论在促进腐败问题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推动反腐败举措的实施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了当前腐败测量研究的局限性：当捷夫（Dilyan Donchev）和乌伊海伊（Gergely Ujhelyi）[14]针对腐败测量数据更多来自于主观调查的状况指出，真实的腐败情况和感知是有差距的，个体的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都会影响其对腐败的感知，进而影响对腐败程度的评价。
中国学者对国际上一些主要的腐败测量指标及方法也进行了深入分析。胡鞍钢和过勇[15]认为国际上广泛应用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等都属于“主观指标”，都是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方式了解人们对腐败状况的评价，评价结果之间存在相互一致性。过勇[16]归纳了国内外学术界测量腐败主要采用的三类方法，除了主观调查法和案件统计法，重点探讨了案件统计分析法，此外，中国学者也尝试建立不同的腐败测量指标体系，例如：何增科[17]提出建立区域腐败状况评价体系以及部门和行业腐败状况评价体系；倪星[18]以政府部门活动的输入、过程、输出和结果四个步骤，围绕人员投入、廉政教育、政府行政效能、违法违纪情况、腐败状况印象等方面构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评价指标。
值得关注的是，在世界银行、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开始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开展腐败测量。韩国首尔市政府开发了一套“反腐败指数”（Anti-corruption Index），用来评估市政府各行政单位的廉洁程度。[19]中国香港廉政公署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广泛收集不同社会群体的反腐败认知态度，推动香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改进。[20]从中国内地部分地区的实践看，河南省纪委提出了以工作作风、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廉政效能四个维度为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21]。杭州市纪委开展了一项腐败与治理状况的测量、评估、诊断和预警研究，综合运用问卷和访谈形式进行腐败评估[22]。广州市“廉洁广州”建设领导小组构建了以廉洁清明政治、廉洁诚信市场、廉洁文化、廉洁公平社会、廉洁城区建设总况五个维度为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23]。
总体来看，学者们对腐败测量方法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国内外多个地区在实践层面的探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指标体系设计缺乏区分度、指标不易度量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测量结果的科学性[24]。在目前的腐败测量研究与应用中，通常是通过问卷调查、查办案件数量统计等方式对腐败状况进行评价[25]，然而，这种方式极容易将腐败与反腐败状况混为一谈，从而将腐败问题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能够研究探索更加有效的腐败测量工具，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力图提高腐败测量的准确性和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