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总结与讨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中国近年行政区划调整的现实出发，探讨了政府层级结构导致区划调整中上下级博弈的某些特征。
在理论分析上，我们建构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模型，即政府区划决策-收益模型和上下级间的方案协商博弈模型，并借助它们洞悉政府在区划调整决策和互动中的行为逻辑。在政府区划决策-收益模型中，我们不仅将政府的预期边际净收益最大化假定和空间因素结合起来，而且强调了社会学特别关注的相对位序因素的影响。上下级间的方案协商博弈模型，是建立在上级政府的有限认知能力假定和特定的制度框架基础上的。这一模型既不同于政府层级间关系分析的“独裁者模型”，也不同于一些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组织学等视角对政府中讨价还价现象的分析[41]，更不同于公共选择理论中以民主制度为模本的理论模型[42]。在本文中，协商博弈模型被用于行政区划调整过程的分析，但它也对政府各层级间在其他领域中的互动分析有借鉴意义。从这个角度说，本文的理论探讨推进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与上下级间互动机制的讨论。
利用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地方政府区划调整个案资料，我们考察了区划调整如何在两级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实现。通过案例与理论模型的对话，我们不仅考察了理论模型所揭示的逻辑如何在现实条件下展现，还提炼了博弈参与者在具体环境中所用策略的特征，如以内博外、零正嵌套、平衡共赢等。我们认为，这些策略的提炼，不仅有助于认识政府间关系的某些微妙之处，而且对于理解环境因素如何对政府行为造成影响甚至构成制约，也具有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为了使分析模型更加简洁，将上下级政府分别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区划调整过程的讨论。但需要注意，政府是由不同部门和利益团体构成的，这些主体也有各自的决策-收益模型以及相应的博弈策略，而且这些策略力量很可能会通过某种方式传导至上级或下级政府的行为中，甚至影响博弈走向。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建构更细致的理论模型，挖掘更深入的策略传导机制，但我们会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进行专门讨论。这个讨论不仅有助于提高分析的现实性，还能推进上下级互动机制的理论探讨。
本文案例涉及到的一个区、镇在十年中发生了多次区划变动。从区划通常具有稳定性的角度看，这样的变动频率是很高的。通过案例可以看到，这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各地方政府在发展中的竞争有密切关系。因此，通过区划调整议题的分析，既能透视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变迁，也能洞察这种变迁的推动力量。
在本文中，对预期净收益的追求构成了政府区划调整的基本动力。然而，政府的预期净收益和其获取的实际净收益不能混同，和其整个辖区的社会净收益更不是一个概念。从SS镇案例看，F市政府和N区政府通过区划调整，均增加了实际收益。但我们对于区划调整结果的描述，只是出于保持故事连续性的考虑，而非对区划调整结果的评估。无疑，在处于快速发展转型期的中国，通过较长时段的观察，对区划调整的经济社会绩效进行客观评估，对“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区划调整案例进行总结和反思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既能对其他地区的区划调整提供借鉴和警示，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价值，也符合社会学研究的“责任伦理”要求。但对于区划调整效果的规范性分析，需要以更全面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有说服力的评估模型为基础，这项工作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完成。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注释】
[1]张践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贵才，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2]Gopal Krishan，“The World Pattern of Administrative Area Reform”，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88，154（1）．
[3]魏衡、魏清泉、曹天艳、赵静：《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人文地理》2009年第6期。
[4]Yu Zhou，Xin Tong，“An Innovative Region in China：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Local Firms in a High-Tech Cluster in Beijing”，Economic Geography，2003，79（2）；Jae Ho Chung，Tao-chiu Lam，“China's‘City System’in Flux：Explaining Post-Mao Administrative Changes”，The China Quarterly，2004，p．180；Bonai Fan，Ming Zhang，Chen Fang，Jing Wang，“Government Waste in China：Situation，Causes，and Countermeasures”，Asian Survey，2010，50（4）．
[5]参见张京祥、吴缚龙：《从行政区兼并到区域管治——长江三角洲的实证与思考》，《城市规划》2004年第5期；陶希东：《跨省区域治理：中国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的新思路》，《地理科学》2005年第5期；刘承良、余瑞林、熊剑平、朱俊林、张红：《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地理研究》2007年第1期；卓凯、殷存毅：《区域合作的制度基础：跨界治理理论与欧盟经验》，《财经研究》2007年第1期。
[6]刘君德：《中国转型期凸现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分析》，《理论前沿》2004年第 10期。
[7]王健、鲍静、刘小康、王佃利：《“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 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
[8]李金龙、王宝元：《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制度瓶颈》，《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期。
[9]王贤彬、聂海峰：《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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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绍纯：《北京行政区划格局解析》，《北京规划建设》2004年第5期。
[12]汪宇明、刘君德、戴均良：《上海大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研究》，《人文地理》2000年 第6期。
[13]李开宇：《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经济地理》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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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魏立华、阎小培：《快速城市化中城市规划和行政区划的关系研究——以珠江三 角洲为例》，《城市规划》2004年第2期。
[16]徐梦洁、陈黎、林庶民、王慧：《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空间分形特征的变化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经济地理》2011年第6期。
[17]汪宇明、王玉芹、张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格局的变动与影响》，《经济地理》2008年第2期。
[18]甄峰、简博秀、沈青、郑俊：《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地理研究》2007年第1期。
[19]殷洁、罗小龙：《从撤县设区到区界重组——我国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新趋势》，《城市规划》2013年第6期。
[20]Peter Hall，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London：Routledg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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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周雪光、练宏：《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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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riel Rubinstein，“The Electronic Mail Game：Strategic Behavior under‘Almost Common Knowledg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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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刘世定、张惠强：《组织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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