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因果机制法

先占效应反映了在寻找因果关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配对问题，即因与果到底是否能准确匹配。无论是常规关联、反事实逻辑，还是实验方法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催生了对因果机制的重视。

与休谟传统强调因果的常规关联不同，因果机制的角度关注原因导致结果的过程，尤其是作用力如何通过不同主体行为的互动传递出来。在因果机制的视角下，原因（X）与结果（Y）之间并不总是、也不需要存在常规关联或共变（co-vary），只要X的确能通过某个机制产生Y，X就是Y发生的原因。

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和分析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这两种方法关注的核心就是因果机制。然而，在机制的定义、可观察性、普遍性、必然性以及运作层面这五个方面仍存在争论。^[25]

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曾总结出24种对机制的定义。^[26]表8-1列出了对机制的常见定义。约翰·耶林（John Gerring）认为将机制定义为某种效应产生的过程或路径引起的异议最少。^[27]但这似乎并没有平息争论，对于具体什么是过程或路径，学者仍有不同侧重。将机制看成一系列事件或中介变量，无法充分解释原因是“如何”导致结果的，因为事件的堆砌并不一定能解释因果力（causal forces）怎样以及为什么会传递到结果。而即便识别出了中介变量，仍然没有回答中介变量是如何与结果连接在一起的。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定义是“引起某种经常性变化的实体及活动”。德里克·比奇（Derek Beach）和拉斯马斯·佩德森（Rasmus Pedersen）以民主和平理论为例，比较了“实体-活动”定义的优势。与止步于辨识出“问责性”和“团体压力”这两个中介变量不同，“实体-活动”定义下的因果机制进一步打开了因果关系中的黑箱：反战团体向政府抗议卷入战争，民主国家的政府出于选票考虑采取安抚的外交政策予以回应，这导致了和平。实体及其行为和活动有效解释了因果力的传递。

表8-1　不同学者对“机制”的定义

续　表

注：前七个定义摘自Peter Hedström，“Studying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Causal Inferenc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in Janet Box-Steffensmeier，Henry Brady，David Colli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22；瓦　尔　德　纳　的　定　义　摘　自David Waldner，“What are Mechanisms and What are They Good For？”，APSA QMMR Newsletter，2010，8（2），pp．30-34；最后一个定义摘自Derek Beach，Rasmus Pedersen，Process-Tracing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34-37。

“实体-活动”定义自然衍生出因果机制是否只存在于微观层面的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因果机制都是微观的，不存在纯粹的宏观机制。^[28]这与因果解释必须有微观基础（microlevel foundation）的观点相一致。但是，即便主张因果解释必须有微观基础，也不意味着否定宏观结构因素的解释力，而只是强调在进行宏观结构性解释时，需要佐以两类信息：一是结构因素如何影响个人的微观层面；二是若干个人的行为如何聚合起来导致宏观结构层面的结果。^[29]因此，实用的中间观点更可取，因果机制不仅存在于微观层面，也可以存在于宏观层面，同时还存在于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之间的连接中。^[30]

因果机制的优势在于提供解释。用耶林的话来说，这个优势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对因果机制的痴迷。学者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提出和检验因果机制，并强调将因果机制研究与定量方法、形式理论结合起来。^[31]但因果机制研究同样面临挑战。耶林认为，某个原因与结果之间经常存在多个机制，并且机制之间往往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较难将不同机制区分开来。其次，机制研究中更常包含一些难以被操作化的、模糊的和抽象的概念。在耶林看来，探索和检验因果机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重要的和值得称赞的，但却不是必不可少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