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析结果

(二)分析结果

实证分析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解决外来干部比例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第一步,先将内生性的变量当做因变量,对工具变量和所有外生性变量进行回归。表3-3显示的是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

表3-3 第一阶段回归

注:带一阶自回归干扰项的随机效应模型。t值在括号中。
*p<0.10,**p<0.05,***p<0.01。
模型1不带控制变量。模型2包括表3-2中的控制变量,因篇幅所限省略。

如表3-3所示,通过1992年常委中外来干部的比例能够很好地预测后期的外来常委比例。Wald检验说明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地不同于零(p<0.001),而χ2统计值为19.63。内生性变量和工具变量之间的部分R平方(partial R2)为0.16。这些检验方法说明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表3-4同时显示了OLS和2SLS两种估计方法的分析结果。首先,没有一个回归模型能够提供支持假设一的证据:外来干部的比例对于反腐执法力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与之相反,各模型都确认了中央政策动员对地方反腐力度的重要作用。根据2SLS方法,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央政策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228),每万名公职人员中受纪委处分和被检察院立案的处级以上干部将分别增加0.415人(p<0.01)和0.302人(p<0.01)。显然,数据分析的结果支持了假设二,即省级执法力度的强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释放的政策信号。

表3-4 干部交流和中央政策信号对省级反腐力度的影响

续 表

注:带一阶自回归干扰项的随机效应模型。t值在括号中。
*p<0.10,**p<0.05,***p<0.01。

图3-5直观地说明了中央对于反腐问题的强调是如何影响各省的执法力度的。其中分图一到三描绘了平均每省处分干部的人数与三份官方文件中传递的政策信号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反腐力度的变化趋势与中纪委书记的讲话长度和全会公报长度的走势高度趋同,而与总理工作报告中谈论反腐的篇幅也有一定相关性。当三份官方政策声明被综合成一个中央政策指数时,该指数能够很好地预测省级反腐力度的起伏(分图四)。

在控制变量中,直辖市地位对于反腐败力度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每万名公职人员中,直辖市的检察院比一般省级单位要平均多查办1.6名处级以上干部(p<0.01)。这一结果显示中央政府对直辖市干部施加了更加严格的监督。另一方面,结果也显示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检察院比一般省份查处的处级以上干部要少0.76人(p<0.05)。

图3-5 中央政策信号与各省处分干部人数的相关性

以上分析揭示了中央周期性的政策动员在调节各省反腐力度上的作用。当中央发起新一轮的反腐行动时,各省面临着强大的贯彻执行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反腐运动也是中央维护其权威的重要手段。然而,全国各省在这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比如,一些经济上更为重要的省份是中央督促的重点,因此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一个中央政策指数和人均GDP的交互项。如果经济上发达的省份对中央政策动员的回应更加及时迅速,那么交互项的系数应该为正值。

表3-5显示的是添加了交互项后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3-5 中央政策信号的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续 表

注:带一阶自回归干扰项的随机效应模型。t值在括号中。
*p<0.10,**p<0.05,***p<0.01。

表3-2中所列的控制变量都包含在内,但其回归系数由于篇幅所限在此省略。分析发现,交互项的系数在各个模型中都为正值,且具有统计上的高度显著性。这意味着,随着经济重要性的增加,中央政策动员对于各省反腐力度的影响也随之增强。图3-6表示了中央政策信号对纪委处分人数的影响如何随人均GDP的变化而变化。

如图3-6所示,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时,中央政策指数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只有当人均GDP(对数)超过约3.85(大致等同于人均GDP 7 000元)时,政策指数的积极作用才变得显著,并且此后随着经济水平的上升而增强。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经济上越发达的省份,对中央政策基调的回应也相对越迅速。

图3-6 中央政策动员对纪委处分人数的边际作用

注:灰色区域代表95%置信区间。

如前所述,随机效应模型允许研究者放入不随时间改变的自变量,如一省的直辖市和自治区地位。这类模型对参数的估计,只有当无法观测到的单元个体特性与自变量无相关性时才具备一致性(consistency)。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参数做了重新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为每一个省份引入一个哑变量,以此代表各省的个体特性。即使无法测量的个体特征与自变量之间互不独立,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依然有一致性。如表3-6所示,固定效应模型生成的主要结果与随机效应模型是相同的:干部交流的强度对反腐执法力度没有显著作用;交互项系数在各个模型中都显著地取正值,再次确认了中央政策动员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省份有着不同的影响。

表3-6 中央政策信号的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固定效应模型)

续 表

注:带一阶自回归干扰项的固定效应模型。t值在括号中。
*p<0.10,**p<0.05,***p<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