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央强干预的影响因素

为什么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下采取特定的框架化方式更有可能获得中央“多渠道强干预”呢？作者结合现有研究从宏观上讨论中央政府应对拆迁抗争的可能动机。自2003年以来，“维稳”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这在2005—2008年期间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形成以非零和“讨价还价”为核心的制度安排^[90]。在某种程度上，维稳体制成为中央干预抗争的基础。就干预动机而言，中央政府在制定／修订土地政策时需要平衡多个冲突性目标：一方面，在不违背“土地国有”原则的基础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保护耕地并确保粮食安全^[91]。然而，在土地开发与城市发展过程中，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岁入的重要来源。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屡见不鲜，不仅导致了拆迁抗争，加剧了社会矛盾，还影响保护耕地的政策目标。保护耕地、维护社会稳定及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干预的动力。

有研究指出，国家合法性是中央政府干预的重要动机^[92]。近10年来，国家通过多种方式重建合法性，其重点已逐渐从经济绩效和民族主义转向以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为导向的新路径^[93]，包括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如和谐社会）、传统文化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与民主制度建设（如法治）。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违反制度话语与国家合法性建设中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制度建设具有一致性，这不仅给予抗争者动员与组织的合法性^[94]，还强化了诉求的合法性。面对具有合法性的诉求，中央政府不作为可能会对国家合法性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这些框架化策略有助于获得中央干预。其次，国家合法性建设也是制度变迁的动力^[95]。就拆迁政策变迁而言，政策调整既是中央政府对过往抗争的回应^[96]，也是中央政府为了提高国家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的努力。在此脉络下，使用违背制度的框架有助于抗争成功。最后，同时使用多种与国家合法性建设一致且彼此相容的框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引发不同中央政府部门的支持，使框架化的效果最大化。

总之，中央“多渠道强干预”是影响抗争成功的关键。维稳体制和国家多重政策目标是中央干预的前提，而国家对合法性建设的强调意味着框架化策略是获得中央干预的关键途径。当抗争者同时使用多个与国家合法性建设相一致的“混合框架”来合法化其诉求时，他们更有可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多渠道强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