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结果的影响因素：西方与中国的经验

西方文献从社会运动组织的特征、抗争策略、框架化、公共舆论与政治机会等角度解释社会运动的结果。^[13]其中，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会运动组织的重要性。甘姆森指出，具有如下特征的社会运动更可能成功：单议题诉求、使用选择性激励、使用破坏性策略、有良好的科层制、采取中央集权式管理架构、无派系斗争。^[14]对美国民权运动的研究指出，社会运动组织的密度和策略的多样化水平对联邦民权预算具有影响。^[15]克劳沃德和皮文则指出，破坏性策略有助于提高穷人抗争的成功概率^[16]，“骨干组织”而不是社会运动组织在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17]。

对甘姆森的数据的再分析表明，政治危机才是影响社会运动结果的关键。^[18]后续研究也指出，政治机会结构是解释社会运动影响的关键。^[19]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支持政治机会结构理论。^[20]此外，有研究者从代议制民主的角度指出公共舆论是理解政治机会影响机制的基础^[21]。尽管有研究肯定公共舆论的重要性^[22]，但学界对此尚未取得共识^[23]。

框架化策略也会影响抗争的结果。克莱斯与斯诺对美国无家可归者组织的研究揭示了框架化的重要性：在达致目标的6个因果路径中，3个路径同时包含了诊断和预后框架，2个路径包含了预后框架。^[24]类似地，框架也是影响美国妇女参政权利运动的重要因素。^[25]新近的研究则发展话语机会结构概念来解释框架化的有效性：就女性陪审团运动而言，与支配性法律话语相一致的框架更有效。^[26]

此外，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抗争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复杂关系。^[27]政治中介模型指出，政治环境是连接行动和政策结果的中介变量。若长期的结构性政治条件有利，社会运动自身即能影响公共政策；若短期的政治机会结构相对有利，较低水平的动员即可影响公共政策；若短期的政治机会结构不那么有利，社会运动需要采取进取性策略才能影响公共政策。^[28]

抗争结果的影响因素也逐渐受到中国抗争研究者的关注。对业主维权的研究指出，维权骨干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和有效动员、适当的策略、业主丰富的关系资源、地方政府支持、对权益的合法化、开发商势力相对较弱是房地产领域维权取得成功的关键，但媒体报道的影响相对有限。^[29]对环保行动的分析显示，国家与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部门、不同级别政府、媒体、市民社会中不同行动者的联盟关系和对立联盟之间的较量决定了集体行动的结果。^[30]俞志元则指出，抗争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抗争成功的重要资源；同时，她还强调媒体报道和政治机会的重要性。^[31]蔡永顺采取“成本-收益”视角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成败，并指出政府满足诉求的成本、抗议者的议题关联策略、抗议者与上级政府的社会关系、抗议的力度和非暴力性是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32]总之，现有研究指出，由于正式组织缺位，积极分子和社会关系扮演重要的角色；适当的策略有助于抗争成功；政治机会是影响抗争结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