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种田人吧，谁家勤快，谁家马虎或者懒惰，内行的人瞟几眼就心知肚明了。稻田里有那稗草密集且生机勃勃、迎风招展的人家，十有八九谈不上勤快。当然了，稗草不是我们想除就能随便叫它消失的。我们村里还不知道有“除草剂”这么一回事的时候，耘田时，人们反复用铁耙对着稗草揉压直至将它彻底打趴在泥土里。匍匐在地的稗草仍有可能在夜晚悄悄地昂起身子，偷偷地向上伸长。稗草没有禾苗那么娇气，更谈不上娇贵。这么说吧，只要稗草能沾上哪怕一点点水分和地气，它就一定有办法站起来与禾苗一决高低。只要不死，稗草一定会超过禾苗的长势而格外显眼。所以再怎么勤快的人家，田里多少都会有那么一些坚强的稗草劫后重生并修成正果。更令作田人头痛的是，稗草的种子一旦落在田里，来年春天用不着你精心耕种，绿油油的一片全是暗自窃笑的稗草。

即使四面受敌，被多重打击，稗草总能有办法“出禾头地”。有些时候，我在耘田打压稗草时甚至生出恻隐之心，悄悄地放它们一条生路。我自己也是村子里一株另类的稗草，但是不会有人对我启动恻隐之心。

对耘田的活计我是不排斥的。耘田嘛，微微地弯腰，毕竟不是栽插时的全部弯腰，也不是割禾时的弯腰连带用力；耘田时暗暗地用力，毕竟不是打谷脱粒以及在田间运送稻子的用力。铁耙被送出好几尺远，泥巴基本溅不到衣服上。人们戴着草帽，挽起袖子，扎起裤脚，出工的时候怎么干净，上岸的时候衣着还怎么整洁。自己的这种形象，一米七几的腰身，让我联想到小时候家里住过的上海来的小年轻。这个联想让我产生甜蜜感，我不想与众不同似乎都不行。如果赶巧有南风飘来再飘来，那个舒服劲会一直渗透到骨子里。这个时候，我会短暂地直起身做休息状，一手握住竹杠，一手叉腰，外人远远看来，可能我不是我，我更像一位胸怀天下的体验生活的作家或者下村视察临时参与劳动的公社干部。耘田好啊，最好啊。耘田最有机会听收音机，听省电台的听众点歌，听广播剧，听单田芳或者是袁阔成的评书，评书哗啦啦地嗷嗷叫，气壮山河。收工的时候我会边走边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或者“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我试图唱出豪迈与悲壮，但自己清楚那只是一种鬼哭狼嚎。其实，我家挨不到黄土高坡。当年上海的知青来到鄱阳，听闻有个叫上兰的地方，以为是上海的“兄弟”，争先恐后要求将自己分到上兰，结果发现，这个“上兰兄弟”原来是个山旮旯，到公社还要走二十多里路程。我们长大后听闻这个无法考究真假的逸事，鼻涕都笑出来了。或者，上兰也就因为这个逸事在民间“伟大”过一回吧。上海的知青最终一个个跳出了包围圈，村里人继续在自己的世界自得其乐，这是我的乡亲伟大的地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耘田结束的时候，自然有更加严酷的劳作在等待着我，最基本的劳作也是上山砍柴的力气活，说累得汗流浃背那就俗了。每一种与劳动对抗的行为在我们村都是不入流的懒惰，懒惰的人在村里村外是很难讨到老婆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圈子，都有它固有的游戏规则，谁试图打破游戏规则，谁的下场就无异于田间的稗草。

母亲在耘田的时候，或者在拔秧，或者是在割禾的时候，她会在突然间一阵阵发晕，天昏地暗，四肢无力，脸色惨白。我们帮父亲慌忙着将母亲背回家，然后小心地扶着母亲躺在床上。父亲手忙脚乱地端来刚刚冲泡的一碗糖水，母亲说，别动别动，你一动我就天旋地转，不要紧的，休息一下就好了。父亲也认为休息一下就好，因为这种情况时常发生。病情很厉害的时候，父亲就在母亲的床头贴符，念咒语。有的时候也折腾一番，母亲竟会无缘无故地好转起来。这个时候，她会喝一碗早上剩余的稀粥补充体力，然后继续下田，该干吗干吗。父亲念的咒语没有威力的时候，他会跑去喊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碍事的，王医师，给我两粒止痛片就行。止痛片几乎花不了什么钱，所以母亲每次有什么病痛发作，都拿止痛片当作灵药。于是，父亲就依了母亲，王医师自然也就依了母亲。母亲的身体情况，在我幼儿时候是这样，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回乡的时候还是这样。后来，母亲的这种毛病渐渐地好了。

母亲时常晕倒，但她不认为日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村子就是她的世界，家庭就是她的舞台。

我唯有在母亲面前不假装风轻云淡。我时常冲母亲发脾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脾气。或许，这是我试图冲出包围圈的最大动作。发脾气过后怎么办？明天再说。

母亲于是不说话。母亲不说话的时候，我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按母亲的要求该做什么还会去做什么。

我没有联想也没有怀疑过，自己可能就是一名弹尽粮绝的在战斗中失散的士兵，别说如何归队，生存都成了问题。我想起父亲年轻时的冲锋以及败落的屈辱。父亲的伤疤可能已经消失，我的伤口正在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