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夜里，迎接了父母的归来。父亲嗓子已经嘶哑，脸色是那种激动之后仍旧未曾消散的赤红。而我，正收拾好一切，反复查看确认了水电门窗的安全，即将锁上大门，回到自己的家。就在一个小时前，我都以为对这座屋子的照料将贯穿整个春节。

“怎么又回来了，询呢？”我一脸的惊疑，总以为是车子的延误才导致旅途受阻。事后，我的女儿说出了她的直觉：“一听到外公外婆的声音，我就估计询不见了。”有的时候，孩子像个先知，而我们的内心被各种混乱的物事充塞，甚而麻木、迟钝，轻易就被孩子的敏锐秒杀。

“人都不见了，还去干什么呢？”我的父母，重重地墩下了行李。言语中裹着满腔的悲愤。这悲愤，比身背肩扛的这些行囊还要沉重，还要无力承担。我忽然心疼地发现，他们又苍老了许多。父亲头顶的白发日益稀疏，竟能反射夜间的灯光；母亲的脖颈向着更低的方向越缩越近，浑身的皮肉无可挽回地往下坠。从前的顶天立地，从前的果敢决断，全都不见了。他们已经年近七十，他们再没有多少心血可资损耗。我真的担心，他们会被接二连三的击打和愤怒拖垮。

一再地乞求司机慢一会儿发车，一再地奔跑、寻找，然后无果，然后被整车的旅客催促，甚至责备、唾骂，最后是用极昂贵的手续费退掉了三张车票，无奈而返。要知道，这是春运啊。我能想象到他们的焦急、无措，能想象他们内心备受凌虐。我恨自己没有一同前往，没有在变数突然而至、如同惊雷翻滚的时候与他们一同承受。即便是歇斯底里，即便是悲伤欲绝，那个时候，我也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我知道，我的父亲性子急，我的父亲有轻度的冠心病，我的父亲比任何人都要俭省，都要心疼从兜里掏出的每一分钱。

可是，这一切似乎还没有完。

我的兄长听见这个消息，第一句话却是：“你们不会别管他，自己来吗？”父亲闻听此言，险些喷血。这轻飘飘的，极不负责任的一句话，无论是否发自内心，都将加重父母的悲愤。站着说话永远不会腰疼。是啊，一个婴儿被硬生生地从母亲的乳头上拽开，长成十七岁的少年，这些年多少光阴不都是祖父祖母陪着他慢悠悠走过的吗？反而是他的亲生父母，与之朝夕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

两个早已无力握住生活的老人，难道他们不愿意放手这份责任吗？难道他们不希望轻松地逃到儿女的羽翼之下吗？只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离开，那个少年便连最后一条退路都没有了。

父亲扔下电话，面如死灰，一言不发，跌跌撞撞地进了房间，将自己重重地摔到床上。随后，我听见捶打床铺的声音，听见一声紧似一声的悲鸣。母亲走进去，然后出来，眼睛红红的，她说：“他在哭。”我的父亲，三十多年的相处岁月里几乎从来没见落过泪的父亲，此刻变成了一个任性的无所顾忌的孩子。所有的担忧和委屈，怨怼与愤懑，全都化作了那一声声反复的捶打和悲鸣。

母亲强忍住悲伤，从那些编织袋里一件一件地掏出物品。香肠、腊肉、红鱼……那些属于春节的散发着芳香的美味，原本是要给儿子儿媳以及小孙儿带去的。三代同堂，阖家团聚，这原本会是一个多么充满欢乐的年。那个六岁的小孙儿，母亲也曾一把屎一把尿地陪伴抚养好几年，她多么想再次见到他，听他脆生生地喊她“奶奶”。

可是，随着一个少年的逃离，所有美好的憧憬和关于年的喜悦都烟消云散了。大年二十八，母亲怯生生地提出，要不要买一只大公鸡过年，父亲断然摆手：“人都不见了，哪有那心思？”

似乎是一种宿命，这个家庭从兄长奔向广州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像地球的南北半球被切割成两半。亲情、血脉、责任，都隔着山水迢迢，隔着冰和火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