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年后的一天，我也获得了一份戴口罩的工作，在我们村的一个家具厂。角色是包装工，远离切割机，因此不必为手指感到担忧。工作是L 的妈妈介绍的。那时临近毕业，大学结了课，我回到南康，有点无所事事，有点茫然，不知道将来能干点什么，便想着先打份工练练手。

L 的爸妈都在家具厂上班，两人又都是油漆工，只是一个在村里，一个在村外。L 爸爸行踪成谜，没人知道他在村外的什么地方、哪个家具厂，偶尔回趟家，也是一溜烟的工夫，便倏忽不见了人影。每年除夕夜，怕人上门要债，饭也不敢回家吃。债是陈年旧债，五万元，2006 年办制衣厂借高利贷欠下的。厂在他手里倒腾了没两年，就破产了，此后全家一直为之所累。他想，既然当不了厂长，干脆就给厂长打工，后来他就谋得了份油漆工的工作。活是累，但工资不低，只是这不低的工资只有少量用于还债。其余的钱去哪了？这和他人在哪一样，都是个谜。多年来，全家人都在猜谜。L 说，估摸是赌博输了，L 妈妈的猜测则更大胆——肯定包“鸡婆”去了。有一天晚上，她清点院子里的母鸡，数来数去，总觉得少了一只，疑心L 的爸爸偷去卖了，逮住他就是一顿臭骂。这些年，两人的骂战几乎每日上演，但骂来骂去，家终究没散。只是，有没有包“鸡婆”成了悬案。L 和我同村，十年来，我们从同学混成了朋友，又从朋友混成了知己。无所事事的那段日子，我几乎天天往他家里跑。那天L 的妈妈刚好也在家，谜猜累了，就想着换个话题，问我，厂里缺个包装工，你去不去？我点点头。厂不远，就在村河边，穿过一个窄弄，跨过一片枯田，再走上几百米黄土路就到了。

和我搭手的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汉，姓陈，赣县人，个子瘦矮，走路有点跛，蒙着口罩，头顶戴一个浅绿的圆环帽，身披一件乳猪饲料厂标志的蓝大褂，每天在车间里无声地穿来穿去。我也蒙着口罩，每天和他一起打包柜子床板。床板很沉，必须两人协作，一左一右，同时使劲，谁偷懒，床板就往谁身上倒。我们像两个神秘的蒙面人，面对面工作了十天，谁也没有见过对方真容。直到工厂放假的那天早上，我刚进车间，看到他俯身弓背，抱着几个纸箱一瘸一拐从车间走出来，头顶光秃秃的，好像一块被一夜收割尽的稻田，面孔也是陌生的。我有点疑心，这是老陈吗？我喊了一声，他即刻就应了。我说，老陈你理发了吗？他说，没有呀。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遍，这才恍悟，他之前一直戴着帽子。现在帽子不在了，头顶就显得有点荒凉。老陈话少，只顾干活，没到上班的点，人就忙开了。我有时故意迟到，他也没怨气，见我来了，也不吭气，把头埋进腰里，只顾自己干活。

我曾在一篇日记里记录了和他在一起的工作场景：

三十八张床的高低屏从货仓搬出来，在车间一块不大的空地，站成齐整的两列，深、红、茶色，三种。它们等待穿衣、上轿、出嫁。负责给它们化妆上漆的是一位结舌的中年师傅，这项工作是隐秘的，在一扇封闭的门内进行，我没有偷窥的可能。机器浮躁的轰响挤着门缝逃出来，进入我的耳朵。我和老陈蹲着身体，距离是一米八或一米五，这取决于床的宽度。这个姿势要保持到用螺丝将高低屏紧紧衔好。这时老陈站起来，用鸡毛掸轻悠悠拂去上面的尘土。我将螺丝刀丢进工具箱，取过一张裁好的白色塑料薄膜，盖在高屏上。这个过程需要几秒的时间，一些与眼前工作毫无相关的念头或画面会突然闪进脑中，冻住我，几秒钟后我在老陈的催促声中清醒过来，到身后搬一只纸箱，罩住它。老陈说：“8016。”我就在纸箱侧面型号那一栏填上“8016”。在“深色”两字后面迅速一勾。往往我比老陈写得要快，我总像忙着要做别的事，急于把眼前的活干完。老陈的动作却有条不紊，或者说迟钝。很多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盯着老陈看，琢磨一幅活的人物画像。他每天都穿着那件乳猪饲料厂的蓝大褂，顶一个浅绿的圆环帽，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缠了厚厚一层纸贴膏，有一次他将手递到我眼前，我看到一条条皲裂的细沟，杂乱无序撞在一起，然后四处逃散……

这段文字读来平白如水，生涩无趣，多年后我却被字间的冷峻、叙述的零度深深触动。很多早已失散的细节、气味、场景，在里面得到了逼真的还原。它像一块磁铁，把那些被时间拆得七零八落的碎片，重新缝合到一起。它将我带回到2011 年的天空下，将我从一个报社的编辑还原为家具厂的一个包装工，将我从干净舒爽的办公室拽回到灰屑弥漫的车间。那里没有空调、书籍、办公桌、凳子，有的只是在耳边穿行的木头的尖叫，在鼻尖起舞的木屑，干冷的家具，难闻的油漆，以及面无表情的机械面孔。那里使用的是另一套简陋却富足的语词系统——同事叫作“工友”，单位叫作“厂里”，上班叫作“赶工”。一个“赶”字，形神俱现，只有赶，你才能比别人多挣一点，晚餐的品质才能改善一点。我妈、Y 和L 的爸妈、老陈，我的几乎所有的乡亲，都在赶，前赴后继，赶了一辈子。我的两个叔叔在东莞压抑的车间里赶了十年，后来回到了江西，又赶果园、赶饲料、赶生意……他们的身体如同一个胃口极大的容器，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盛纳的。我的朋友L，他的命运也是被赶着改变的，他大学读的是医学制药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漂了几年，卖药，四处跑医院推销医疗器材，跑，跑到时间前面，工资却躲在后面嘲笑他，西单的灯柱也在嘲笑他。首都大街日新月异，只有他一成不变，孑然一身，追了几个女孩，也没到手。他在租来的陋室里黯然神伤。后来的一天，他被高中同学一个电话拽回了南方。同学家在南康办了一个家具厂，为拓广销售渠道，开了淘宝店，公司运营刚起步，需要人手，同学承诺L 不低于北京的工资，任务是帮他打理公司。因为种种原因，公司当年就亏得倒闭了。L 没有拿到同学承诺的工资，只能另行择业，医疗器材是没法再卖了，回北京也没意思。得益于半年淘宝管理的经验，他从零开始，一脚跨入了陌生的设计行业。他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被迫重新设计起了自己此后的人生。

我也在赶，从乡村赶到都市，从内地赶到沿海省份，从医院的软文写手赶到报社的一名记者，从五平米的出租房赶到更大的房间。我从来都不气馁，摊开人生的卷轴以理想的方式涂鸦，没有比这更有快感的了。我的赶是从家具厂的一个包装工开始的，那段时间，每天破晓时蹚露水出门，晚上扛月亮回家。我其实可以不赶的，没有人催我，当时我才21 岁，还没大学毕业，着什么急呢。我的赶其实一点儿也不崇高，也不具备多紧迫的现实驱动力。无非是想尽早体验一下赶的感觉，在毕业之前先跑一段热热身。那十一天带有实验目的的打工经历，是我迄今唯一的一段蓝领生活。是的，蓝领，我第一次从舌头上发出这个音，它一点也不概念，就是蓝色的领子。我和老陈一样，每天穿着蓝色的沾满污垢的工作服，从事着工业时代里最廉价的劳动——用手臂肌肉的酸痛来换取微薄的报酬。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装好一个床头柜三毛钱，一张床板一块钱。我们一天紧着点，可以装一百个柜子、七十张床板，分摊下来，每人每天的报酬是五十元。很快就到了领工资的日子，那天，一堆人把财务室围堵得水泄不通，我不急，等别人先领。此时，房间电视里在放一部刘德华主演的电影，片名我忘记了，只记得他在大街上慌乱地奔跑，被人追赶，或者是追赶什么人，最后镜头停在一个广场，嘭，枪响了一声，一个人倒下了；嘭嘭嘭，又响了几声，所有人都倒下了。影片就此结束。这时，终于轮到我了，一个体型臃肿的中年男人按了一通计算器，把薄薄的一沓钱递给我，让我数数。其实有什么可数的呢，也就五张钞票。轮到老陈，他不放心，沾着唾沫，数了一遍又一遍，眼眶里仿若有光。那是多少个柜子、多少张床板、多少个拼命赶工的日子啊。这天，工厂放假，来接老陈的是他的儿子，他跨一辆笨笨的摩托车，后面捆扎着老陈厚厚的被褥。老陈马上六十了，人生已到暮年，明年他就不来家具厂赶了，在家养养鸭子，种种菜。他那么瘦，歪坐在后车座上，身体有点僵，摩托突突一声，没影了。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