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把盛装记忆的篮子稍微掀开一个口子，逃离的少年，之前我并不是没有遇到过。
小学四年级，男孩鑫被分到我带的班上学习。他清瘦、秀气，眼睛里汪着一团清澈的水，但从不主动将目光迎上来，是那种暗藏的机巧和聪颖，或者，更多的是想淹没于众人的小心。我有些不相信花名册里他的分数，二三十分，这不应该是一个没有先天智力障碍的孩子的成绩，稍微努力一把，上升至及格总不是件难事。
我有些踌躇满志，为鑫安排了成绩最好的女生做同桌兼小老师。课堂上，我常常不经意地点到他，让他回答最简单的问题。他作业不交，我苦口婆心地劝说。那时候，我对教育充满着理想主义，总以为顽石也有开花的那一天。
直到有一天，鑫不见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没有来到学校，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我拨通了鑫的家长的电话，突然听到：“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彩铃的乐声热闹又哀怨地蹦将出来，几乎吓我一跳。但女人接电话的声音很好听，类似于某一种鸟叫，清脆灵动，让人不禁对其外貌做出良好的揣测。
那是鑫的妈妈。她来了我办公室，柔和又不失礼貌。我端详着眼前的女人，她的整个形象甚至不能用女人来称呼，更像一个女孩。蹬着白色的球鞋，一身清爽的运动装束，加上高而蓬松的马尾，不施脂粉的青春美好的面庞，我简直无法将她与一个四年级孩子的妈妈联系在一起。
“鑫走了你知道吗？”
“上午出门时他背了书包，我以为他来了。他出走不是第一次了。”
“孩子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是单亲家庭。我和他爸爸，在他两岁那年就离婚了。”似乎她早已习惯了老师的问询，似乎那个经常出走、成绩倒数第一的孩子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难堪和失落。这个妈妈除了礼貌地交流，脸上写着的，更多是轻描淡写。
“要去找找他，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不用，找也没用。”她知道鑫从她包里偷了一些钱，她说，等那些钱花光了，他就会回家的。每次都是这样。
的确，鑫在三天后回到了学校，他的妈妈像一个巫师一般，预言了事件的结果。后来我知道，除了零食和游戏，少年鑫对人世的一切，几乎都失去了兴趣。现实无情地宣告了我的失败。
一个熟识鑫家庭状况的同事悄悄告诉我：鑫的妈妈一直从事出卖自己的行业，游走于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除了供其衣食温饱，根本无暇顾及鑫的成长。我突然内心疼痛，突然无法接受这个赤裸裸的事实，一个长得那般青春美好的女性，她怎么可能？
“再怎么样，也不能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啊。”我说。
同事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她也蛮可怜的，带着一个拖油瓶，自己没有职业和手艺，总要赚口饭吃。”
存在即合理。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委屈和理由。久了，便是麻木。但是少年呢，他来到人世并非己愿，难道他该被世界弃置不顾？
此后，鑫依然如故，一再逃离，一再无踪迹可寻。我不明白那个年轻的妈妈为何一再让他偷走包里的钱，莫非其实是一种纵容？或者是厌烦了日复一日的拖累，想借此完成一种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被动的逃避？
最后一次，鑫出走有十天之久。在鑫回来的那天，我对鑫的妈妈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管理他，那么就送他去全封闭的学校吧。至少，在那里他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她听从了我的建议，除了多花些学费，这似乎的确是一个好主意。从此，她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我，也卸下了长久的担忧。
可是，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吗？安静的时候，我常常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在那所被军事化管理的学校里，鑫真的能如我们所愿，戒除对游戏的重瘾，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吗？他的生命里，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断裂和更多的空白？
那个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我的家庭里，会出现和鑫同样的问题。我们一家世代忠厚，家风甚正。父亲在麦菜岭方圆十几里德高望重，他以贫穷之手将我们兄妹供出农门，这件事在当年，在那个偏远的山村几乎可称得上伟大。父亲知书达礼、认真严谨，谁家有了家庭矛盾都要请他调解，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全程协助。这些年，他婉拒了老家大部分的迎请，一心培养询，对询可谓放下了所有的威严和身段，谁能说他家教不好、敷衍塞责呢？
终于也轮到我们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了。就像几天前，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朋友对我提出了我曾提过的同样的建议——将询送到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去。“先把玩游戏的瘾戒除了再说。”他很认真地劝我。由于我拜托他寻找少年询，他以职业的责任和一个成功家长的经验，对我说了许多：“我们遇到太多这样的问题少年了，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留守造成的。无论谁找我，我第一个要劝的，就是让父母回来，至少回来一个。”
可是我的兄嫂，正在广州创造属于他们的事业和小儿子的未来。沉重的家庭负担不允许他们放下手中的生意，小儿子的未来不允许他们抛下正在努力做的事情。那些正在开着的机器，没有一天可以离开人；那套每月高额还贷的房，没有一天可以让人停下喘息。他们说，大的没管好，希望小的这个，能管好。似乎谁都没有错，似乎谁都有满腹的无奈和冤屈。